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著名的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江门市委从当年10月开始，便陆续召开各级传达会议。会议之前，一些干部看到报纸上对生产责任制的宣传，大家纷纷讨论，感到各地做法五花八门，无所适从。有的人认为，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农业问题已发了两个文件，1980年来了个75号文件，这个文件那个文件，究竟以谁为准？而与此同时，市委1980年的79号文则指出，1979年同1977年相比，除水稻亩产略有减少外，花生产量增长34.7％，生猪上市量增长23％，塘鱼交售量增加近一倍，社队三级经济总收入增长30.4％。实践证明，三中全会的方针无比正确。

　　“归公”思维的束缚尚未摆脱

　　从这一点看来，似乎当时的江门市委从宏观上间接地表明了态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门可行。不过，这份文件也指出，还有少数干部认为，体制越小、政策越宽、包产越多就越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文件指出：20多年来，江门郊区农业集体化虽然经历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是向前发展的。“系列比较数据，可作证集体经济的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集体经济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向农业现代化前进不可动摇的基础。”

　　在当时，这样的措辞也许使一些希望更改生产体制的人，浅尝辄止，无所适从。正如当年外海公社干部在总结生产责任制时谈到的，实行经济作物联产到户，夺得了大丰收，但是，由于相当部分生产队搞全奖全罚、包死产，致使集体经济得益不多，社员超产部分不能打入分配，显示不出集体分配的优越性。“要把生产责任制完善和提高一步，凡可以不包死的就不包死，并且尽量做到实物归队，真正把集体优越性和社员积极性统一起来。”这是外海公社在1980年作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外海公社还没有完全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处在改制之前的过渡阶段，而且干部们还是没有摆脱“归公”思维的束缚。

　　是“放”还是“收”争论不休

　　当时，江门市委的干部们在学习讨论时，对中央75号文件精神是“放”还是“收”争论不休。最终，“大家明确认识到，文件总的来说是鼓励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认识，市委认为，在贯彻这一文件时，也必须从当地的实际出发，该放的就大胆放，该收的还是要收，比如，环市公社有的大队，连木薯、花生、芋、葛等作物都不敢搞联产计酬，这就应当“放”；外海公社有个别生产队搞包干到户，这就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以纠正引导……因此，我们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积极发展农、工、商各业上，使集体经济上得更快一些，而不应再搞包死产了。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内容，而当时江门市委的文件精神，显然与这一核心内容是不太合拍的。

　　1980年，外海公社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似乎比市里更具灵活性。据外海街道提供的资料记载，这一年，外海公社采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既不刮“共产风”，也不搞“跑单干”的方针，而是根据各生产队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干部的领导水平，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不搞“一刀切”。

　　市和公社两级政府模糊甚至矛盾的决定表明，1980年对于江门的农业来讲，还是一个躁动和盲目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