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坚甫生于1899年秋天，程坚甫的人生分为两段：50岁前，属旧社会，50岁至88岁，属新社会，几乎各占一半。

　　程坚甫有严重的口吃，与人说话，嘟嘟囔囔，自己急出一额头汗，听者仍旧不知所云。他原名君练，从孩提起被伙伴起了绰号“嘟嘟练”。这一生理缺陷，使他无法进入宦途，充其量作一名舞文弄墨的下层文职人员。也许是因为薪水太低，仅够两口子的每月用度；也许是出于文人不羁的习性，不事储蓄；也许是嗜书如命，余钱都买了书，他每次离职，都囊里空空，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着落。老一辈村人还记得，30年代末期，他从曲江解职回家，这头放下行李，那头便揭不开锅，只好到村里的赌馆去借钱。发牌的乡亲一边从盛赏钱的“水缶”中掏出几枚“双毫”来，一边深有感触地念了两句流行的打油诗：“过了午时无饭吃，满肚文章也当闲”。诗人红着脸，从哄笑的人群中冲出去。这该是他唯一的“打秋风”，所受的羞辱终生铭刻于心。

　　在农民中，程坚甫不算是最穷苦的，但和历代诗人比，和同时代的诗人比，他确是命悬一线，如果不是意志特别顽强，加上除了做诗，绝无释放情绪的方式，物质上近于空白的寒陋，肯定要把他的诗生命摧毁。那年代，在家乡这落叶凋零、并无多少奇才巨擘的小小诗坛，程坚甫是硕果仅存的一朵火焰，它虚弱而恒久地点燃，时代的疾风一次次刮来，它亮在熄灭的临界点。

　　50年代和60年代，他已50开外，花甲之年，他们打柴，出勤，养鸡，和所有农家毫无二致，为的是活命。独特的途径是卖粮票，理由是两口子饭量奇小，所以有富余。其实，每月22斤大米的定量，普通人根本不够吃。他们“吃不完”是假的，像营养不良的穷人去给“血头”卖血一般，从牙缝里省，是最后的办法罢了。凭着吃商品粮的特权才领到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春节前发的年货票、中秋前发的月饼票、肥皂票，都得花钱买。他晚年唯一的新棉袄，就是用18斤粮票换来的35元买下的。程坚甫难脱书生习气，谋生能力有限，几十年下来，幸免于变成饿殍，主要靠矮小而坚韧的太太。她在70岁以后，仍旧常年当保姆。教人听来发长叹的是，老太太临终前那几年，白内障十分严重，视力近乎零，摸索着走路，却揽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差事――在医院当陪人。这是何等沉痛的社会悲剧，放在稍有人情味而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老太太早已被儿孙雇人照顾，从吃饭穿衣沐浴如厕到上床下床，都得到照料，如今却反过来，要半残废的老人去给病人端便盆，洗澡，擦身，喂食。

　　兼具穷书生和苦老农身份的程坚甫，并非苦行主义者，也像许多村民一般，有一点“茶瘾”――每天要到茶楼去，让劣质普洱水仙寿眉，烫烫塞着不多的白菜帮、咸鱼及米饭的肠胃。多半是独来独往，袋里空空，付一毛的茶位钱，已颇教诗人挠头皮，至于茶客视为理所当然的最低享受――“一盅两件”（一盅茶，两碟点心），他只好敬而远之。为了避免“埋单”的尴尬，他不和熟人同桌，远远地躲在角落意态悠然“打水鼓”（乡间茶客对“纯喝茶”的叫法）。他去的是离家最近的“燕喜”茶楼，有时候赴诗友之约，到远一点的“湖心舫”。在紫荆花和凤凰花的倒影下，从容地联句唱和，算是他至为“兴会淋漓”的雅事。

　　到了80年代初，雇请太太当帮佣、陪人的东家宽裕了点，她的工钱多了一点，老诗人第一次有了积蓄，总数500元。他不敢动它，这是雷打不动的“棺材本”。80岁那年生日快到，他咬了咬牙，进银行结算了500元存款的利息，提出30元，买了一双鞋子。

　　程坚甫的老妻何莲花，1983年七夕去世。至此，老诗人不但失去终生患难与共的伴侣，也失去了经济支柱——“三婆”在台城当保姆，当医院陪人的收入，是两口子主要的经济来源。惠群和别的亲友虽也尽力接济，但本身能力极为有限。此后，程坚甫的耳聋症益发严重，1987年冬天，因在村外走路时被一自行车撞伤，从此卧床，竟至不起，得年88岁。惠群作为义女，在丧礼中，按照乡间老例，把老人当作父亲，披麻戴孝。

　　作者简介：

　　刘荒田，原名刘毓华，台山人，现旅居美国旧金山，知名海外华人作家，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长。　　◆刘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