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撕日历，逐天计日子。今天又撕下一页。哎，3800！不知不觉，来到美国整整三千八百天啦！

　　溯时间之河追忆。平凡而难忘的日子，真是恒河沙数，不知凡几。

　　蓦然，思绪粘附在来美初期的一天。

　　那一天，真像是打翻五味罐。

　　清晨，我又梦到自己身在广州。一会儿，站在讲坛上对着一二百名学员讲授美学；一会儿，在家中客厅与一群男女学员围坐交谈文学创作；一会儿，乘着学校的“小面包”车去到珠江桥南新校舍工地。

　　“叮……叮……叮……”闹钟声声，惊断梦思。

　　我边穿衣，边对妻子展我述说梦境。

　　“唉！收起你的恋旧情怀，快去面对现实生活吧！”她半玩笑半认真，半怪责半爱怜地嗔说。

　　她所言也是。赶紧吃过早餐，提着午餐，步行十五分钟去乘市郊火车到城中心影印公司。做足八小时劳力工，这就是我需要面对的现实生活。

　　跟往常一样，把袖珍录音机的耳机塞进两耳，边走路，边听英语会话。怪啊！怎么一句句“番话”，都变成了“唐话”：“恋旧！恋旧！”回旋在耳畔。

　　跟常往一样，挤进车厢，挨着门边站着，拿出一本英语会话。怪啊！怎么一行行“鸡肠”，都变成一个个“方块”：“恋旧！恋旧！”晃荡在眼前。

　　索性合上书本，闭起双眼，愤然地想：“恋旧？恋旧！叫我怎能不恋！为了我从小热爱的文学，付出了几许心血。教了大半辈子文学专业，眼看可以进入教授行列，却来此当四等公民，五等劳工”。

　　犹记得，在广州接到签证通知近半年，我依然“按兵不动”。一些知情亲友都诧异：别人没有门路还找门路，你拿着路条却不上路！我实在难离故土，更难舍事业。女儿一封封来信，终于把我的心“推动”了。她十八九岁只身到纽约留学，经历了难以想像的磨难困苦，硬是凭着毅力和吃苦挺过来，终于完成了学业，我们做父母的，怎能不想早日与女儿团聚呢？何况，她的孩子又快出生了。盼望着我们前去帮她照顾。我怎能再“按兵不动”？

　　火车到站了。步行到公司。公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办公室”，几乎清一色的白人。一部分是“车间”，在菲裔工头下，是菲裔、非裔、墨裔、华裔劳工，没有一个白人。我来到专用的柯达大型影印机前，做着开印准备工作。这是一部自动化的大型影印机。可以成叠成份地影印。但是我每天用现代化机器，干着原始手工业。印的是一箱箱小收条，一叠叠电脑纸。每天八小时，双脚站立，双手不停揭盖捂盖，真是劳苦不堪。有时，客户赶要，别人不愿加班，工头唯有让我再加班两三小时，累上加累。

　　“你不要印了，去那里切纸。”突然黑人史密斯过来说。菲裔工头不在时，他常常代管。切纸不是我的专责，他临时拉差。

　　我到那台巨大的切纸机前，拆开每箱百磅重的硬纸板，捧出近五十磅，放进刀口下。正在此时，我看到老黑人约翰在我专用的影印机印东西。平日，他时时塞些“私货”要我印。少许几张，我只好卖个人情给他。多了，我可不敢，只好拒绝。他因此记恨，常常“整蛊”我。今天，他趁工头不在，让他侄子史密斯把我支开，以便他放手下去印“私货”。怒火在我心中燃烧。越看越怒，越怒越看。猛然，左手食指一阵剧痛，疼彻心肺。我“哎哟！”大叫一声。稍停，定神一看，只见指尖夹在上下一叠厚纸板中间。厚纸板另一端则被机器刀死死压住。大概是我食指被夹住那一瞬间，由条件反射而急促向外猛抽。结果，指甲连皮带肉被扯了下来。指头流血不止。一位墨裔工友叫我到餐室水龙头冲洗。我忍痛冲洗时，办公室一位素未交谈过的金发女郎正好过来。“哎呀！”她惊叫一声。继而半闭着眼睛用纱布替我包扎。白人总经理闻讯过来，叫我把伤手竖直高举，并叫负责接送物件的黑人祖瑟夫驾车送我到一家大医院急诊。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纱布里不断渗出血，阵阵疼痛难以忍受。怎么，这是急诊室，一个正在流血的伤员，就这样在等候！几次让护士看渗血的纱布，她依然让我等候。我想起了随身带着的一瓶云南白药，赶紧倒一些在舌头上，慢慢咽下去。

　　终于，一位高高的白人男医生过来了。看过了伤口，问及我的“病史”。那些医学名词我无法听懂。于是，他拿起桌上的话筒，拨了一个又一个电话。最后，他放下话筒说：“你幸运！找到了一位香港来的实验员小姐当翻译”。

　　身材矮小，一脸笑容的香港小姐来到我面前，“我姓刘。医生已经给你约好，立即转到手部专科去检查、诊治。”她写下了地址，画了个简图，又教我怎样乘坐巴士。

　　大半小时后，我来到那家手部专科诊所。有关我的资料已先我而电传到了。护士带我进入一个小诊室，头发棕黄而略有点微白的手部专家尼可夫医生仔细观察了伤势。我只听懂了他所说的两点：一、每天用他开的药水泡浸；二、两个月不能做工。

　　“不行！不行！”我连声争议，“我可以回去工作。”

　　“人权！这是你应有的人权！明白吗？”尼可夫医生摇摇头。转身对实习医生说，“这些中国人真不可思议，给他休息的人权，他反倒不要！”

　　“啊！对不住！”背后忽然传来刘小姐的声音。回头一看，她气喘喘地进来，“我把实验室的事安排好，匆匆赶来。”

　　尼可夫又向她重述了那些话。

　　“医生说，你的伤势不要紧，但不能用受伤的左手工作，而且也需要好好休息。”她说。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出了事故，老板已很生气了。如果再不回去工作，他可能会炒我鱿鱼。我可以用右手工作嘛。”

　　“他明白你关心他的人权。”刘小姐对医生说，“但他同许多新移民一样怕失业。这是他们更关切的人权啊！”

　　尼可夫医生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就埋头在一张纸上书写。“我给劳工局的报告。你看看吧。”他把信纸推给我。

　　我看明其大意：“他在工作中切伤指头。理应两个月不能工作。但是这位来自中国的先生本人愿意早日回去工作。建议两三周后安排他做只用右手的工作。”我注意到，他没有简单地写我是“中国人”，而写“Chinese Gentleman”。

　　细心的刘小姐问我家中有甚么人。我说，我们刚刚到美国几个月，女儿陪女婿回北京、广州、香港讲学，家中只有太太在管小孙子。她说：“哪，语言不通，困难很大。……这是我的电话，家里，办公室，请你也把电话地址给我……”

　　谢过医生和刘小姐，我拿着一大瓶药水回公司去。

　　总经理立即叫我到老板办公室。老板询问我手的伤情。我把我匆忙抄下医生给劳工局的信给他看。他看后立即对总经理说：“影印一份存档！”我说我不小心切了指头。他反反复复问：“是你自己不小心？”我表示只要两三天就可以回来工作。“你休息和看医生的时间，我都付给你全薪。”

　　总经理依然叫祖瑟夫驾着租来的车送我回家。

　　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祖瑟夫和我聊起天来。我把医生的话和老板的话说了之后，有点赞叹地说：“医生很仁慈，老板很开恩。”

　　“医生也好，老板也好，尤其是老板，最关心的不是你的人权，而是你不给他惹出人权的麻烦。”

　　“怎能这样说呢？”我诧异地问。

　　“你没明白美国法令，在工作地方负伤，就算是你自己不小心滑倒，这也是老板责任。”

　　起初，我半信半疑，越品味，越觉得祖瑟夫言之有理。

　　刚进家门，妻子就说：“医院有位刘小姐来电话，她接到在加拿大多伦多父母家人来电，今晚赶回多伦多。知道我们女儿去了香港、广州、北京，她特意托朋友帮助你。这是她男朋友地址电话。她说，有事与他联系，他会像她一样热心帮助。”

　　我用药水泡着指尖，这才发现，是双氧水。

　　“医生没给你吃的药，敷的药？”妻子问。

　　“只有这药水！”浸泡后，血又渗出来。我索性在伤口上洒上些云南白药。

　　“嘟——嘟——嘟——”电话响了。

　　“又是刘小姐，她说马上就入加拿大境了，问你与她朋友联系上没有。”展我接话后说。我简单回了话，请她放心，不要记挂。

　　夜，半岁大的小外孙睡熟后，妻子来到我身边，笑着说：“哪，面对现实，还有理想啊！这是实现你理想的好开端！”她递过来一张三藩市的《时代报》。副刊上登了我一篇散文，《漓水潺潺水语叮咛——忆丁玲》。这篇散文是我工余匆匆草稿，由她整理抄正的。一种莫名兴奋冲上我脑门。

　　“嘟——嘟——嘟——”电话铃阵阵，打破午夜静寂。

　　“哟，刘小姐！你真关心我们！太感谢啦！”刘小姐到达父母家中，立即打电话来。我和妻子真是感激不已。

　　我接过话筒：“放心，刘小姐！我一切都很好！再见！”说完放下话筒。

　　“一切？”展我先是诧异，继而会意。“唉！真是。发了那篇散文，我看你的手伤心病一切都好了！”

　　“可不！这是到美国后的第一篇啊！理想也能靠脚踏实地去实现啊！”

　　这一天，酸、苦、辣尝尽了。幸好，最后甜在心头。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那篇散文，直到进入梦乡。

　　◆宗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