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鹰与夫人展我。




宗鹰,出生于1935年,原名赵宗英,广东新会人。族美华人,当代作家、文艺评论家、政论专栏作家、人物专访封面报道作者,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秘书长。
1958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8-1975在北京师专(北京第二师院)任教文艺理论,担任教研组长,北京文联评论组成员。1975-1985,在广州业余大学(成人大学)任教文艺理论、美学、中国现代文学。担任中文系副主任、代主任和主管教学副校长、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省、广州市文联、作协文艺评论组成员。中华全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中国剧协广东分会等会会员。与人合著《中国古典文论概述》和《文学概论教程》。
1985年赴美,定居芝加哥。2005年迁居加州。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月曲情涛》,散文集《异国他乡月明时》。一些散文和评论收进许多文集、文选。重要时评政论发表后为国内外许多网络转载。《宗鹰文集》六卷由美国强磊出版社出版。
不是质高作者却算量多作者
记者:2004您回江门,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您在会上对美国华文文学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可知您在文学活动方面非常活跃。能谈谈您近来在忙些什么吗?
宗鹰:2004年9月,我和夫人展我应邀出席在山东威海举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后,10月应江门市政府、市文联参加江门侨乡嘉年华活动和论坛。江门文联余教主席安排我们与文艺界见面座谈。
我们住在芝加哥近20年,对美国各地各方作家有些面交、笔交,略微熟悉,主要得助于三方面。
一、初到美国,我就给一些华文报刊投稿并结缘。旧金山黄运基主办的《时代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我来美第一篇文章;纽约《华侨日报》及王渝主编的海洋副刊,《中报》及曹又芳主编的《东西风》,也陆续发表我的散文评论。由这些编者,我逐渐与一些作者笔交,有的还面交。以后,我又给旧金山《美华文化人报》、《美华文学》、《纽约侨报》、洛杉矶《国际日报》的言论版和文艺副刊写了大量稿件。《侨报》从创办起的头几年,我和展我几乎每周都发三四篇稿。我们不是质高作者却算量多作者。
二,到旧金山、纽约等地旅游,我都争取机会见面。旧金山去的最多,认识的作家也最多。
三、我协助国内编撰《世界华人诗人大词典》,除了自己撰写一些诗人条目外,也写信转请一些诗人自己撰写。其后,由诗人扩及其他作家。不少作家给我来信、寄书、赠文。无意中形成一个联络网。国内一些部门和作者一时联系不上某些美国华人作家,也找到我。
由此,我也开始评论这些作家。不管政治背景、意识倾向,我都接触和评论。因为写过评过不少诗人作者,也就有不少人与我联系。
近几年,一直至今,除了几个专栏继续写作,我的主要精力在编印出版《展我散文选》和六卷的《宗鹰文集》。到2007年底,《展我散文选》和《宗鹰文集》(1-4)已经出版。2008年要完成五、六卷出版。
反“独”促统是良心活动
记者:您不仅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方面极之活跃,而且,还积极参与一些可能与文学无关的政治活动。能给读者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另外,我们感兴趣的是,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理念支持着您,愿意在这方面付出如此大的时间和精力呢?
宗鹰:其实,严格来说,我来美以后,参与了当地华人主办的大量节俗文化活动,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国庆等等活动。一则,这是我感情所系,是保住自己和家人中华文化之根的有效途径。二则,也是我的写作的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我的小说集《月曲情涛》和散文集《异国他乡月明时》中的篇章都是来自这些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
当然,我知道你所指的更多是我参加美国和世界华人的反“独”促统活动。其实,我与许多华人华侨一样认为,这是海外炎黄子孙的良心活动。希望祖国统一、繁荣、富强,这是绝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的良心所在。我在芝加哥和美国各地,不但得知大陆移民大多数反对“台湾独立”,坚持祖国统一,一些当年在国内“七斗八斗”的人,一涉及“反台独”议题,也旗帜鲜明;甚至,某些异见人士,也群起反对“李登辉访美”。我要写出同胞们的心声,也逐渐投入其中。当年,鲁迅等一代伟大作家,不肯躲到象牙之塔。我们在海外的作者又岂能“躲到小楼忘一统”?
西方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记者:按您的观察,你们这一辈的华文作家对西方文学关注吗?他们对西方文学一般的态度如何?对于一些年轻的华文作家用较西化的写作形式进行创作,甚至不用华文,而用英文创作,你们有什么看法?
宗鹰:西方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只要可能我们也阅读和吸取。一些老辈诗人作家,连我也要称为叔伯的,他们直接阅读和引述英文或德文法文评述,如纽约的郝毅民、果风,他们的诗作,在“西化”中追求汉韵。可惜我评论他们的文章,都在他们逝世后才见报。来自台湾的一些诗人作家,吸取西方技巧,但往往独树一帜。非马的诗式诗句诗韵,表面洋化,实际颇多借鉴中国传统,而其诗心诗情更植根中华文化。
一些来自大陆的作家,用中文写作,或者专用英文写作的,如哈金、严歌苓,往往赞、疑、贬皆有。
一些土生土长的作者,自然用英文写作,用中英文写出《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并最后献出生命的张纯如就是佼佼者。有些写的完全与中国文化、生活、历史无关的英文著作往往淹没在英文著作的汪洋大海之中,很难让人想起他们是华裔作家。。
写作奉行“自写自乐,何必哈腰”
记者:以我的想像,在海外,比如在美国,一些华文作家用中文进行创作,是很不容易的,可能存在不被主流认可的问题。我想问,你们在写作之余,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惑?
宗鹰:我不知道许多华文作家是否有如此困惑,但自己和一些熟悉的朋友都没有如此困惑。我们都是有感而写,该写就写,不求名利,更不求得奖。而且美国华人日益增多,读者也颇为广泛。在美国,写作要被主流认可,要过两大关:一、语言关。文学是语言艺术。被主流认可的必需是英文语言艺术。不是懂得普通英语即可。除非生活无忧,专门攻研英文书面和生活语言。目前,来自台湾的一些诗人作家,尽管有高学位,较好掌握英文书面语言,但缺乏底层生活体验,也不熟悉很多生活语言,而在来自大陆作家中,只有13岁来美在社会底层滚摸多年,而又自学成才的黄运基两者皆好。二、意识关。尽管表面上美国是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但实际的评价标准,不是直接就是间接地体现社会意识的标准。就是“曲曲折折”的评价标准,又何能摆脱社会意识的底蕴?一些华裔作者作品,之被主流社会首肯甚至授奖,至少在社会意识上没与主流社会抵触。
我们奉行:自写自乐,何必哈腰?何况,我们在美国有众多华人读者,在祖国在世界也不感到孤寂。
作品应照亮读者的眼睛
记者:您从事文学创作很多年了,听说您夫人也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谈谈您的一些创作经历和经验吗?背井离乡,要经历文化认同上、华人地位的变迁上等等遭遇,以及对家乡深深的思忆,这对写作恐怕会有很大的触发,这可能也是很大部分海外华文作家的一个共同母题。在这方面,您一定有自己独到的感受,想请您谈谈。
宗鹰:直率而言,我没有真正的创作,只有创作的尝试或者说是广义的“创作活动”。无论我或展我都谈不到“著名作家”。
我们是为了帮助来美留学而困难重重的女儿而移民美国。1985年,在国内我正历经波折而向人生新高峰时期。在我面前,既摆着教授学者的前景,也摆着大学校长的官职。毅然放弃一切,来美当劳工,这是人生最大的一次落差。在芝加哥之初,我出外做影印工。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这一天,仿佛打翻五味罐》)。这是完全真实的感受,但是,我生性不屈,要在逆境中找回自我,发挥自我。我常常超出8小时工作,有时甚至要超出12小时,经常周末加班。当时写稿大多是在车站、车上和挤出的一些零碎时间。所有这些“鬼画符”的草稿,交给在家中照顾孙儿的展我抄写整理。我最后加工,然后付邮。可以说,那时我的作品中有她。到了孙儿长大上学了,展我白天时间稍多一点。除了给我抄稿,还自己试着写作。她发表的第一篇,是“偷偷”寄出的,发表后我才知道。以后,她越写越多,也要我帮助定标题、改字句,所以她的作品也有我。1995年,《侨报》举办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征文,出乎家人朋友意外,她获头奖,我得三奖。成了“妇唱夫随”的一时佳话。我学会电脑写稿后,情况倒转。我的稿不用她整理。她的稿,手写直接投寄。近年来,报刊为了省人工,一律要求电脑稿,我反而要帮他打稿了。
我们的写作,较为集中于故国思念,异乡情怀。不少人一写故国,就是凄凄切切;一写异乡,就是彷彷惶惶。我们感悟不同。要看到和写出故国故乡的亮色,也要写出异国他乡的亮色。无论故国故乡有多少曲折和波折,一定会迈步前行。无论异国他乡有多少艰难困惑,我们也能适应他征服他而披荆斩棘,开拓新生活。作者不能是个瞎子,不应给人黑暗。他应当先照亮自己的心,再以作品照亮读者的眼睛。
为大陆作家摇旗呐喊
记者:您最近的创作情况如何?
宗鹰:今年初除了给《镜报》、《广角镜》等时评政论专栏和《星岛日报》的小品专栏继续写外,主要完成文集五六卷的编辑和出版。结合出版,完成几篇人物专访,和几篇文论。子毅兄等朋友也催促我,快点回到文学评论来。
这与我的写作攸关。
大体而言,在国内时期,我主要的兴趣在文学评论,写的也都是文艺评论。1959年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青春之歌〉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吗?》是我的处女作。其后,还在《电影文学》发表了电影评论。不管文革前在北京任教,还是文革后在广州任教,在业余给《北京文艺》、《北京日报》、《作品》、《南国戏剧》、《当代文坛》、《解放军文艺》、《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写的都是文学评论。连我的“处女书”《文学概论教程》和参与写作的《中国古文论概述》,也都是文论范围。
来美之初,我深感美国华人文学评论较少,决心做些填补工作。在芝加哥,我主要接触的是非马等来自台湾的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而在报纸上阅读到的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琦君、吴崇兰等作家作品主要也是来自台湾。在加州旅行探亲,结识的陈若曦、喻丽清、吴铃瑶等也来自台湾。我认为,这些“台湾文群”的作家,有不少值得美华文学界和中国大陆文学界借鉴,所以我的文学评论从“台湾文群”发端。
其后,我感到在美华文坛似乎颇不公平。从大陆来到美国创作展露头角的诗人作家渐多,颇有成就的也不少,可是,无论在美国,在台湾,在大陆,许多评论者和研究者,好像眼里根本没有这些诗人作家。我觉得,不少来自大陆而挣扎在美国社会底层的作家,他们没有“台湾文群”的优异社会地位,也没有如同“台湾文群”受到高等“洋教育”,但是,他们有着在中国大陆的丰厚生活基础,也有着美国草根阶层的深刻生活体验,所以,虽然在“洋技巧”方面有所短,而在生活源泉、情感积累却有更大优越性。他们中,有来自五邑的老南、荒田、周正光,有自创新格律诗的台山人陈中美,有来自中国北方的雪丹、王性初等,我以自己的评论习作《金山湾的诗群》和其后一系列诗人专论,为之呐喊,为之开道。我的文学评论也跨进一个“草根文群”的时代。黄运基和来自五邑的另一位作家刘子毅,更为深刻的作品,也逐渐引人瞩目。我写了《根深情凝绘华心——黄运基,》随感》,我评了刘子毅《八年一觉美国梦》,等等。人们认为,这些文论评出人所未评。
“橙若斯”,望家乡社会文化也如斯
记者:您在海外五邑籍华文作家与家乡作家之间,搭起了一座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家乡人民都非常感谢您。您对今后家乡的文化建设,有些什么建议呢?
宗鹰:很惭愧,我回国机会很多。偏偏回家乡机会很少。“搭桥”,虚言愧受,不过,从未忘怀童年少年悲乐与共的故乡。收集在《情牵五邑》中《犹忆花果辞岁时》最后一段,借了“新会橙”发挥的几句话,倒是我对家乡的殷切期望:新会人把“金山橙”引回去改良,生产出超过“金山橙”的新一代“新会橙”。“橙若斯”,整个社会文化不也如斯吗? 文/本报记者 崔怡娟 图/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