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我夫妇俩带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来到陌生的美国旧金山。为了快点赚美金,时差尚未消失便在亲友的陪同下到唐人埠一所专为新移民介绍工作的职业介绍所去找工。看到那工作人员是说广东话的同胞,心头不禁一热,有种亲切的感觉。

　　当时,一个结着领带的男人隔着办公桌对着一位面色黝黑的中年男人说着话，后者大概是来自中国大陆农村。

　　“你找什么工?”结领带的男人问。“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工做便行。”“你?真的什么也可以做?”问者望着他的顾客眯着眼笑。“真的,我什么都可以做。”顾客点着头说。我看着他纯扑的衣着,黝黑的皮肤,听着他爽快的语言,听出那“什么都可以做”的意思是指任何低贱辛苦的工作都不计较。想不到,结领带的男人突然提高声音哈哈大笑:“嗨!现在美国有个总统的职位,你可以当总统吗?”我像从梦中惊醒,只见那被问者搔着头,尴尬地不知所措地咧了咧嘴。我与丈夫对视一眼,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为了应付那即将到来的盘问,连后来他们再说什么也听不见。

　　轮到我们了。

　　“那里来的?今年几岁?文化程度?以前做什么工作?”那结领带的男人双腿伸直,身体斜斜地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打量着正襟危坐的我俩,此刻,我看清楚他的模样，并猜度着他的年龄,他大概比我们稍年轻。看着他那似笑非笑的鄙视神情,我只好按着内心的反感,像在国内向领导报告履历那样必恭必敬地回答:“来自中国大陆,今年42,文化程度是大学毕业,在大陆一直当医生。”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说错话,有人说,在金山找工,在不是应征服侍老人和保姆时说出自己曾当过医生是错误之举。

　　“噢! 原来是两位大医生,你们在大陆有个铁饭碗,为何要来这里找工?”他提高了声调,我发觉有多双眼睛望过来,一时语塞,只觉脸上发烫。

　　老实说,这也是我们的心病,像我们这群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着类似的心病。对自己出国的选择患得患失,忧心忡忡。他看着像变哑巴似的我俩,哈哈大笑,为捅中了我的痛处而得意。

　　若对着一个诚恳友善的脸孔,我可能会说出来美国的原因, 但是,在他嘲弄蔑视的目光下,我采取沉默。

　　然后,结领带的男人拉长声音说:“你们知道吗?这里没有招人做医生!”“但我们可以做其他工作。”丈夫避免刚才那位同胞说的那句话,大概他自知,即使来世也做不成总统吧。

　　“老实说,你们在大陆懒惯了,做是36,不做也是36（以前大陆的工资很低,基本月薪是36元,我夫妇出国前的月薪也只是72,那已被称为高薪了），中午还要午睡,懒!”我像被人打了一个耳光,耳朵嗡嗡响,全身发热。丈夫正想站起来,我拉着他,用眼对他说:“忍,忍,忍!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

　　结领带的男人闲悠悠地掀着一迭纸,指着其中一张说:“唐人埠有间中药店想雇一名杂工,你懂中医吗?”“我懂,我有中西医毕业证书。”丈夫马上回话。“证书有何用?来到这里还不是废纸一张?人家说明不请大陆来的。”“为什么?”我俩不解又着急地问。“嫌你们懒嘛!”

　　天啊!

　　“我一点也不懒,我一天看100多位病人,我可以通宵值夜班,我可以在手术台前连站10多个小时……”丈夫终于忍不住了,忽地站起,连珠炮似地直射面前那结领带的男人。那男人愣了一下,笑嘻嘻地说:“那你真是辛苦了。”

　　我咬咬牙。其实,比值夜班比做手术更辛苦的事多着呢，但我为什么要在这种同胞面前说出来?如果我说值夜班的加班费是二角钱二两米票,说医生们在宿舍旁养鸡,他听了定会得意地发狂,他也会更加看不起我。

　　工没找到却得了一肚子火,一出门我们便想大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后来,我也听到有人议论,说一些中国人刁难愚弄嘲讽新移民比外国人更甚十倍,美国人还怕被人告发他种族歧视,可他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能拿他怎么样?我不知那些同胞出于误解或听信传言,我对他们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实在反感。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家像千千万万的新移民一样,在异国他乡顽强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18年过去了,那位被讥笑能否当总统的同胞如果勤奋幸运,也应该早已抛弃贫穷,甚至轻舟已过万重山了。现在的我，在不愁食住的时候却想起当年寻工那一幕,那位同胞还敢用以往的方法对待祖国改革开放后才来美国的新移民吗?　　(伍可娉（美）)

　　伍可娉简介：

　　台山人，１９６５年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１９８２年，伍可娉全家移民美国，并定居在旧金山。她曾以“小草”为笔名，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其中《吃芹菜的日子》、《咖啡馆的景观》和《世纪之恋》等作品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近日在美出版长篇力作《金山伯的女人》，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反映台山侨胞移民美国、与家人分离血泪史的小说。现为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