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举与马降龙的3位老太太，一笑泯恩仇。　　资料图片

本期人物：杨钟举 59岁 开平市百合镇文化站站长

　　在百合镇，无人不识杨钟举，他工作任劳任怨，认真又机智，深得群众的好评——

　　说起举叔，在开平市百合镇，可谓无人不识，他工作任劳任怨，人称“老黄牛”。这头“老黄牛”既认真又机智，深得群众的好评。

　　做了30多年征兵工作

　　又到了征兵季节，百合镇文化站站长杨钟举又开始忙得不亦乐乎了：写征兵标语、抄应征青年资料、协助征兵体检工作……“举叔的字写得好，已在镇里抄了30多年征兵表，这在开平是绝无仅有的。”百合镇武装部部长何其富说。说起举叔，百合镇政府的人总是竖起大拇指：“举叔做事特别认真，特别有方法。”

　　在没有复印机、打印机的年代，征兵表格一直是以手抄形式完成的，这些表格一般要求很严格：字迹清楚，不能涂改。没有一股认真劲，是很难做到的。此外，这些表格登记很繁复，要反复地抄写，不细致耐心也不可能完成。从1970年开始，杨钟举总是不厌其烦地出色完成任务。

　　说起征兵工作，百合镇政府的人最津津乐道的，是杨钟举智斗应征青年的故事。改革开放以后，不少青年更愿意出外打工挣钱，千方百计想办法避免入伍，从那时起，杨钟举总是负责视力的体检工作，因为这是应征人员唯一能造假资料的检验项目。体检开始时，杨钟举总会拿着两副眼镜，远远地对着视力表瞄准。当有应征者表示看不到视力表里的符号时，他就将手中的一副眼镜递过去，说：“这是近视镜，你试试是不是清晰些。”当对方表示确实清晰并准确地指出最小的符号时，杨钟举又递过去一副眼镜让对方试试，看到对方头昏目眩的样子，杨钟举严肃地说：“你没有近视却戴上近视镜，当然会头昏，这副才是真正的近视镜，刚才的只不过是平光镜。”杨钟举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好男儿志在四方，就要当兵去。不愿意当兵，只是某一个阶段国人思想的反映。1970年至1977年，青年们都蜂拥而去要当兵，现在的青年人，也很愿意到部队去锻炼一番。”

　　父母不同意儿子去当兵，但儿子被杨钟举讲服后毅然加入部队的事情也不胜枚举。上世纪80年代初，百合镇儒南村一个青年适合当兵的条件，但他的父亲病重，家人都不愿意他离家当兵。杨钟举细细地给该青年及其家人做工作：“我了解你们家里的情况，但是，你们的孩子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在家里能做什么？男人还是要到能锻炼人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好机会。”临走，他还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塞到青年的父亲手上。青年的家人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杨钟举的话入情入理，最后将儿子送入了部队。杨钟举不仅积极发动镇上的青年去当兵，还讲服自己的3个侄儿加入了部队。

　　技艺是“偷”来的

　　杨钟举原姓关，百合镇厚山村委会是边村人，后来过继给蚬冈镇的姑姑为子，才改姓杨。他与百合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杨钟举自小爱读书，小学二年级仅读了一个学期，就因成绩拔尖，第二学期直接跳上三年级与哥哥在同一个班学习。让他遗憾的是，在百合中学未读完初一，他就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了，当然，当时能上初中的人也是寥寥可数的。退学后，杨钟举耕过田，编织过竹器，还跟师傅做打铁学徒，杨钟举的一笔好字以及文艺功底，就是那时候从师傅处“偷”来的。

　　杨钟举的几个打铁师傅，曾是江门船厂的员工，有的写得一手好字，有的能拉会唱。杨钟举是个有心人，师傅写字时，他也在一边偷偷比划。每天，他一大早就起来，将煤筛出白色的煤灰，然后用船钉在上面练字。下班后，会唱粤曲的师傅开锣了，他又跟着去看，并暗记师傅的弹唱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杨钟举不仅字写得越来越好，而且还成为文艺骨干。1969年11月，年仅21岁的杨钟举调到了人民公社（现在的镇），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工作。当时，宣传队常常要用蜡纸印资料和领导讲话发给农民，奇怪的是，一向书写工整的杨钟举，却怎么也写不出工整的蜡字，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杨钟举的一名老师是全镇写蜡字最好的人，杨钟举慕名上门求教。正在刻字的老师给他倒了一杯茶后就陪着他聊天，不写了，很显然，老师要留一手。喝完茶，杨钟举只好无奈地告辞。临走时，他朝老师内室的写字台上望了一下，赫然发现老师桌上的蜡纸，是斜斜地铺在钢板上的。“莫非，钢板放斜些，就是刻字工整的关键？”杨钟举马上赶回去试验，结果让他欣喜若狂。从此，杨钟举的蜡刻字越写越好，连老师都对他刮目相看。

　　一张照片的故事

　　杨钟举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照片是他与马降龙3名老太太乐呵呵的合照。杨钟举说：“这张照片可真来之不易啊。”

　　2001年，开平进行碉楼普查，杨钟举与百合镇一名司法所的临工到城区培训半天后，就开始在全镇进行碉楼普查工作。半年里，杨钟举每天走村穿巷，上山下乡，寻找碉楼和碉楼资料，为全镇385幢碉楼拍摄下楼房结构，并找村中的乡亲父老了解碉楼的情况，丈量碉楼，数清门窗，以便晚上回去填表造册登记。杨钟举在文化站工作时，常常下乡放电影，很多村民早就认识他了，对他的工作很支持。当他在马降龙进行碉楼普查时，照片上的3个老太太见他热得汗流浃背，就热情地给他端来水和凳子，递给他扇子，让他休息一下再做，说到碉楼，也是有问必答，非常热心。

　　随着申遗工作的开展，杨钟举被派驻马降龙整治工作组。开始时，村民不理解整治工作，曾为杨钟举送水送凳的3位老太太的反应也非常强烈。在村里，她们远远见到杨钟举，脸上的笑容一瞬间就消失了，然后往别的巷子走去。看到往日和蔼可亲的人，一下子如仇人一样见面不相识，杨钟举的心里难受极了，但是，老太太们曾经的热心热情让他坚信，村民们终有一天会认识到整治的重要，她们的笑容会回来的。在马降龙整治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提出放弃马降龙，杨钟举在一片沉默中首先坚持说：“不能放弃马降龙！只要用心，一定会成功的。”

　　回到马降龙时，杨钟举多次以私人身份找自己的堂兄弟关仲明做思想工作，他一再说着同一句话：“将来会知道效果的，应当看远些。”最后，关仲明同意从自己的房子开始整治，马降龙的整治工作终于突破了口子。看到整治后的房子和村子后，马降龙的村民们感到惊奇和高兴，还将之拍成录像带寄给分布世界各国的亲人。

　　今年2月5日，被联合国专家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村落”的马降龙旅游景区举行开业典礼，广迎世人。喧天的鼓乐声中，马降龙的村民们也呼朋引伴，笑逐颜开地前去观看典礼。看到杨钟举，那3位老太太又绽开了笑脸，一名镇政府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喊了一声：“大家看过来。”闪光灯闪过，四人相视一笑，所有的理解，尽在不言中。 　（本报记者 陈若婵）

　　记者手记

　　杨钟举印象

　　第一次见到杨钟举，是去年在马降龙采访整治工作的时候。当时，联合国专家还未到开平考察，马降龙申报点的整治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派驻到马降龙整治工作组的杨钟举一边陪记者参观，一边介绍他们的工作做法与进展。他扎实细致的工作态度、和蔼可亲的神态举止，以及爽朗风趣的言谈特点，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记者常常到马降龙跟踪采访，有时也会见到杨钟举，他总是不愠不火的样子，微笑着，但说话简练，说做就做，毫不拖沓，自然得使人油然而生亲切之感。看到杨钟举，马降龙的人都热情地叫他“举叔”，杨钟举总会笑着与对方聊几句家常话。让我敬佩的是，他总是张口就是对方最关心的家事，如：“你的儿子在外面读书还习惯吗？”“你家老关回来了吧。”……在琐碎而热烈的聊天中，不难看到杨钟举工作的繁杂与细致，一个没有扎根思想、没有热情和爱心的人，是无法说出这样的话的。

　　到百合镇采访杨钟举时，百合镇政府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举叔，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啊，踏实、耐心、细致、机智……几十年如一日，真不容易。”

　　或者，一个人之所以受人尊重，不在于他经历过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在于扎根于群众当中，默默地奉献。 （陈若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