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启迪在飞虎亭前献花。

　　11月18—19日，美国飞虎队华裔老兵及家眷一行50人到台山访问，访问团有11位年逾8旬的飞虎队华裔老兵，其中有台山籍老兵9名。当日，他们前往台山市石花山公园飞虎亭吊祭，缅怀飞虎岁月，吊祭二战期间逝去的战友，并向台山市博物馆捐赠了近百件二战期间作战时的珍贵历史文物，包括他们当年穿过的军服以及记述飞虎队华裔军人事迹的照片和文字资料等物品。黄伟红、黄淑质等台山市领导热情接待了飞虎队员，并向访问团回赠纪念品。

　　台山市飞虎队纪念亭于1991年由原飞虎队空军上尉梁炳聪等10位美籍华人飞虎队队员捐款，并委托台山市海外谊会建成。1994年，在纪念亭的对面再次由飞虎队队员捐款建成纪念亭牌楼。当天，11名飞虎队员来到飞虎亭纪念区，老战士们及其家属纷纷在纪念碑、纪念牌楼上寻找亲属、战友的名字，此次访问团团长黄煜臻与财务大臣甄崇运曾是纪念碑、纪念牌楼捐建的发起者之一。11名飞虎队员及其家属纷纷在飞虎亭前合影留念，并向纪念亭捐献鲜花，11名飞虎战士，11朵菊花，寄托对战友的哀思，并郑重地向纪念碑献了军礼。随后，他们参观了博物馆以及台山市容市貌。在此，本报记者采访了4位飞虎队员及其亲属，希望通过他们讲述“飞虎岁月”，增加读者对那段血与火历史的了解。

　　甄崇运

　　备“自杀药丸”深入敌后获取情报

　　在飞虎亭纪念碑上，刻有甄崇运的名字，他曾是飞虎亭的捐建者之一，当时飞虎亭落成时曾经来过台山，这次算是故地重游。他向记者展示了私人陈列箱中10个奖章另加徽章，其中有一枚二战铜星英勇成就奖章，据说，这枚奖状不容易得到，全队118人当中，只有4人获得。　　

　　甄崇运，祖籍台山四九镇人，8岁时去了美国。当时他还不满18岁，还在读高中，听到要抗击日本侵略军，当即放弃了学业从军到了昆明，他记得抵达昆明时是1944年5月。他在美国飞虎队属于通讯兵，活跃在抗战后方。

　　甄崇运说，在上战场前，甄崇运接受了美国军方一年半的专业学习。主要是负责操作无线电平台，收发信息，截获、解密日军信息。他们所属的部队就是“流通的电台”，哪里需要打探敌情，他们就去哪里。甄崇运说，他们的一个队有3部车，车上还有发电机，可以随时在任何地方搭建电台，一部电台有50多个中国籍士兵保护。1945年，有一次进入越南执行任务，当时听说驻扎在附近的日军有移动的迹象，让他们搞清楚日军是否移动，还有移动的军事意图。同行四个通讯兵，有三个是美国人，其中一名是军医，还有十几名中国籍士兵保护，美国军医告诉他，日本鬼子非常残忍，尤其是这些穿美国军装的华裔，军医给了他们每人两粒药丸，如果被日本人抓住了，就立刻服下去，几秒钟就会没有痛苦的死去。幸运的是，当时探听结果是日军没有任何行动，任务圆满完成，准备的“自杀药丸”并没有派上用场。

　　甄崇运说，他们筹建飞虎亭，是为了纪念二战期间战亡的战友，让侨乡人民永远铭记飞虎队的事迹。今生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同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梅素兰女士

　　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梅素兰在飞虎队纪念牌楼上找到了丈夫黄炯钟的名字，拍照留念。黄炯钟曾是飞虎队纪念牌楼捐建的发起人之一，已经于2005年去世。梅素兰是黄炯钟的第二任妻子，两人相识于1999年，她与黄炯钟的相识相知，还得感谢飞虎队纪念牌楼。睹物思人，梅素兰思绪万千。

　　梅素兰回忆，1999年11月，黄炯钟回乡探亲并来飞虎亭吊祭，当时黄炯钟的结发妻子于前一年去世。经过朋友介绍，梅素兰认识了黄炯钟。黄炯钟风趣的谈吐深深吸引了她，而她优雅的气质也给黄炯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人最终相知相爱，并于2004年4月结婚，当时患炯钟已经77岁了。同年，黄炯钟组织了数十位飞虎队员前往中国故地重游，其中台山飞虎亭是重要的一站。黄炯钟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让新婚爱妻早日到美国，因为当时美国移民局的作业问题，梅素兰一直不能入境。2000年飞虎队回国之旅，梅素兰陪伴着黄炯钟重游飞虎队战斗过的地方。

　　据梅素兰介绍，1944年，黄炯钟当时在美国任炮兵，被征召奔赴中国，参加飞虎队，担任电讯部门的发报员，不仅为飞虎队员收发电报，同时也破译日寇电报。黄炯钟曾先后驻防昆明、四川的重庆、贵州的贵阳。听黄炯钟说，当时飞虎队电讯部门有近百人，只有10人是美国人，其他的都是华裔，但是只有在美国出生的人才可以做电报工作，移民是不被允许的。

　　梅素兰说：“黄炯钟人非常好，做好事从不要任何回报，在当地华人中声誉很高。”二次世界大战后，黄炯钟返回美国，积极参与当地侨社活动，曾担任旧金山人权委员、中华总会馆总董、东华医院院长、同源总会主席等职。2000年，已经77岁的黄炯钟参与组织了85人的庞大的返乡团访问中国。

　　梅素兰说，因为很多飞虎队的成员都是台山人，所以黄炯钟参与捐款在台山兴建了飞虎队纪念亭后，1996年，他又参与捐款兴建了牌楼，希望长眠在战场的战友能够魂归故里，也希望家乡人民铭记飞虎队的爱国爱乡之情。

　　余启迪

　　四兄弟齐参军抗日

　　余启迪今年87岁，但是声音仍然洪亮，祖籍台城桂水村，虽然出生并长在美国三藩市，但是余老却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台山话，因为他的父母初到美国那时候不懂英语，而当时台山话是当地通用的语言，所以受父母的影响，从小学会了台山话。这次余启迪向台山市博物馆捐建了两套衣服、文件资料以及大量的照片。其中一间是1944年军用外套，右边有CBI章，左边有飞虎队章，另外一套则是弟弟余启达的短外衣，当时弟弟在菲律宾当兵。

　　原来抗战爆发后，余启迪他们四兄弟都当了兵，一个去了欧洲战场，一个当步兵去了菲律宾，一个当飞行员，而他本人则在飞虎队当通讯兵，是一名邮递员。他在1943年参军，并在美国接受军事训练，并于1945年来到中国，去过重庆、成都等城市。余老所在的部队队员九成多是台山人，大家除了用英语交谈外，有时还说台山话。他说，对重庆印象深刻，冬天天气寒冷，而且雾层很厚很浓。当时条件比较艰苦，跟现在相比，没有那么多药物，生病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那时飞虎队里面有250人，平时他们不是一起出动，而是分成一个个小队，每队12到13人。“当时日本的飞机‘没力’，我们的飞机要好于他们，他们的飞机出动，只是开几枪做一下样子吓唬一下，然后又胆战心惊地迅速开回去。”余老风趣地说，看来他对日军的战斗力嗤之以鼻。1940年，余启迪在香港与陈笑娥结为伉俪，当时受制于有关法律的制约，陈笑娥不能前往美国定居，直到战后的1948年才回美国与余启迪团聚。

　　余启迪在1946年末到1947年初回到美国。日军投降了，大家一片欢腾，但是返程之路异常艰辛，打完仗后他们在上海搭乘舰船返回美国，当时由于返程的士兵较多，所以舰船里的飞机和机器都移开，腾出空位摆床让士兵休息，最终在西雅图下船，然后搭火车回到美国的家。当时途中经云南、浙江两地去上海，等船等了两周，回去途中又经过东京、横滨和檀香山等地，一共花了十五六天才抵达美国。

　　赵得明

　　小飞虎队员“Ta Bin Chin”曾经轰动美国

　　在这次访问团中，有一个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就是飞虎队员赵福登的儿子赵得明。赵得明讲述了一个当时轰动美国的小飞虎队员的故事。

　　赵得明说，父亲赵福登出生于美国，不懂得中文，当他在斯丹佛大学就读时开始学习中文。赵福登于1943年参军，当时23岁，并于1945年作为飞虎队的一员奔赴中国战场参加抗战，当时驻扎在广西桂林。在驻扎地有很多在战争中父母双亡的孤儿沿街乞讨，其中有一个8岁的机灵聪明的小男孩引起了赵福登的注意。赵福登与小乞丐交上了朋友。小乞丐勤快好动，有时候会主动帮着飞虎队员搬运东西，渐渐赢得了士兵们的好感。空闲时，赵福登会教小男孩讲英语，随着赵福登与小乞丐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两人亲似父子。

　　小男孩名叫陈代本，他的父母死于日军的轰炸。飞虎队的驻扎基地经常转移，但是赵福登并没有抛弃陈代本，而是到哪都会把他带在身边。陈代本喜欢读书，去任何地方都会带着自己的书。有一次，赵福登本来可以坐飞机转移，但是他却专门选择坐卡车，因为坐卡车便于带着小家伙。陈代本身上穿的飞虎队队服都是赵福登改成的，渐渐队友们也默认了这个小队员。陈代本成为飞虎队中最小的队员，而且有了英文名字“Ta Bin Chin”。对于一个年轻的士兵而言，一边工作，一边照顾8岁的小孩，困难可想而知，但赵福登对陈代本不离不弃。

　　抗战胜利后，赵福登要从上海返回美国，没有亲人的陈代本想跟随赵福登去美国，但是他没有美国护照，不允许登船。赵得明说，据说，陈代本被装进行李箱内上了船，8天后才被发现，按照法律，偷渡的人必须被遣返，但是当时赶上圣诞节，宽容了几日，但就是这几日，事情发生了转机。赵福登为了能使小代本留在美国，积极奔走，此时当地的媒体也纷纷报道小飞虎队员的事迹，此事一时成为轰动美国的“偷渡案”，最终当局专门为小代本通过国会议案，准许陈代本留居美国。当时，没有结婚的赵福登没有权收养陈代本，就由赵福登的母亲收养，情同父子的赵福登与陈代本又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兄弟。如今陈代本已经70岁，住在圣地亚哥，有3个孩子，都是成功的商人。　(文/图 本报记者 赵可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