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使陈锡添先生名闻天下，他的文章与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五邑才子，少年丧父，曾经两次脱离新闻岗位，４２岁时才开始重新成为一名普通的“小记者”，51岁时才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他引用一位哲人的话说，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鹰总是要高飞的。

　　简介

　　陈锡添，江门市外海镇人，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６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湖北日报》记者、企业干部、大学教师、《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现任《香港商报》总编辑，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韬奋新闻奖”和广东省新闻界首届“金枪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及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分别被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传记学会评选为世界名人，是美国巴尔迪摩市荣誉市民。

　　陈锡添是中国新闻界享有盛誉的资深记者，在３０多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在国内报刊发表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散文、杂文、通讯等作品１００多万字。著有报告文学集《风采集》及主编报告文学集《改革者的风采》。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采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并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省新闻特等奖、“全国计划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别奖等奖项。

　　曾两次离开新闻岗位

　　问:您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但却曾两次脱离新闻队伍。能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吗？

　　答：我是学新闻出身的，也很热爱新闻工作，但是在那个年代，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太好，到处东碰西撞。1967年底，我分配至湖北日报社，新闻工作的板凳还没坐热，第二年下半年，就到湖北钟祥县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好不容易一年多后再教育要结束了，却传来消息，我们这批大学生湖北日报社一个也不留，全部重新分配，而且不能分配到县以上单位，我被分配到湖北咸宁县一个广播站。1972年12月，我调到湖北十堰中国二汽的一个分厂，从事行政工作。由于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在我的要求下，１９７４年从一个分厂的办公室副主任岗位调到厂报《二汽建设》任采访组组长。1977年，我调回广东，在广州外国语学院马列室工作，教党史，这是我第二次离开新闻岗位，而且转了两个行。

　　问：为什么一定要回来？

　　答：因为我有海外关系，在“左”的路线下，在北方工作寸步难行。后来想到广东有海外关系的人比比皆是，就决定干脆回广东好了。可当时广东新闻单位不要人，几经联系，才到广州外语学院工作。

　　问：那段时间不能从事新闻工作，是不是很遗憾？

　　答：后来曾联系过几家新闻单位，但学校不放人。虽然我没在报社，但一直没停过练笔。那期间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散文、杂文、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１９８２年，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人物传记《记饶彰风》，连载十天，受到当时《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的赞扬。

　　问：您觉得最低谷的是在什么时候？

　　答：在湖北咸宁广播站的时候。一天有人喊我“陈编辑”，我觉得非常刺耳，不让人家喊，就说：“叫我小陈吧。”我想，我一个堂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那届毕业的不到５０人，怎么被安排在一个县的广播站？大有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42岁时加盟《深圳特区报》

　　问：听说您有一次回母校新会三中（现在的棠下中学），学校请你讲话，你讲着讲着却哭了起来？

　　答：那是在1981年，我回母校新会三中参加一次集会，学校请我这个当年的优秀生对校友讲话。我想起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品学兼优，甚至还是低年级学生的偶像，但现在自己只不过是个大学老师，这么多年东碰西撞、一事无成，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再也讲不下去。

　　问：当时对未来有没有明确的方向？

　　答：有。还是希望能回到新闻单位。后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我到深圳旅游，听说《深圳特区报》这一年１２月份要由周报改为日报，我想它可能需要人，就跑到报社毛遂自荐。

　　问：完全是毛遂自荐？　　

　　答：完全是，当时我什么背景也没有，就是寄作品给他们看。结果我回到学校还没有跟外语学院提出来，《深圳特区报》的调令就来了，要求12月1日报到。学校当时不放，后来我给院长何军写了一封长信，写我毕业后到处辗转的情况，以及我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何军曾当过羊城晚报副总编辑，比较理解我，于是那一年的１２月１６日学校同意放我，我２０日报到，也不需要人带，很快就出去采访，并出稿了。

　　问：您１９８３年底到报社，１９８8年就是报社的副总编辑，这个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答：到报社半年多，当记者没有当够，就当上了工业部的副主任。再过了两年多一点，报社工业、财农等部门合并成一个大的经济部，经过考察和大家的投票选举，我当选为经济部的主任。１９８８年５月又被提拔成副总编辑。

　　问：您为什么会上升得这么快？跟个人经历有关还是跟当时的体制有关？

　　答：我想都有关系吧，当时要用人。另外刚到报社时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精力，虽然是42岁才当了一般的记者，我上面还有组长，有副主任和主任，都比我年轻，都领导着我。

　　问：当“小记者”有什么感觉？

　　答：如鱼得水，热情澎湃，非常积极。白天一接受任务就出去采访，晚上就骑个破自行车去采写人物通讯、报告文学。完全是加班。万把字的作品接连面世，慢慢就被人们认识了，可能就这样被领导看中了吧。

　　抓住了一生最大的机遇

　　问：据说您当时是一气呵成写出《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长达1.1万字的通讯的，请问这样的大文章您是怎么构思的？

　　答：十几年过去了，采访小平南巡的那些情形我都历历在目，印象难忘啊！因为小平南巡的整个过程当时是不让报道的，当时定的是不报道，不接见，不题词。但我感到邓公讲的话太重要了，太正确了，针对性很强，指导性很强，高瞻远瞩，全是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一定会有机会报道出去，如果不报出去，那太遗憾了。

　　我跟随采访时特别用心，想方设法全部记下来，所以，对整个材料都非常熟悉。在构思过程中我费了点脑筋，过去写东西就是抓几个重要的情节，分几个小标题，但是邓公南巡，如果用那几个小标题就会漏掉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干脆来个流水账，现场感很强。构思好以后，就想题目了，刚好1992年我写的《深圳特区报》元旦社论用过李贺的一句诗——东方风来满眼春，感到这最恰当不过了，就把这个题目敲定了。题目敲定后，内容都是烂熟于心的，可以说是文思泉涌，写的时候手还有些发抖，赶不上思维呀，所以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

　　问：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东方风来满眼春》，你的一生会是什么样？

　　答：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我相信自己也是一个好记者。我当时在新闻工作方面干得不错，在深圳已经小有名气，当时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深圳，深圳市委都指定我去采访。

　　问：很多年轻人都想成为像您那样优秀的记者，您认为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答：主要有两条：一是业务功底要很扎实，写作功底尤其要扎实，知识要丰富。要像邓拓说的那样做个杂家，要厚积薄发，要不断地学习——现在有的新闻工作者，今天采访完明天采访，没有时间学习，这是入不敷出啊。另外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要政治家办报，小局要服从大局，这就要了解当局的情况，比如我写《东方风来满眼春》，如果我没有政治敏感性，我就不会写，有关方面已经说了不报道了你还写什么？我听了小平的讲话，加上当时自己对大局的认识，我想这篇文章一定要发表，也一定有机会能发表，这就是政治敏感性。

　　问：您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

　　答：应该是我在学校学得比较扎实，古文功底比较好。我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都大量阅读，功底稍微深厚一点，遇到有机会的时候，功底就发挥出来了。

　　问：做记者和做行政，更喜欢哪一个？

　　答：我更喜欢做记者。遗憾的是做记者的时间太短了。后来我当了工业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也还照样采访，但就是少了一些。到副总编这个岗位就不行了，想写但没有时间。能够多干几年记者就会更好些。

　　家乡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

　　问：您接受过的采访有许多，但我们注意到很少有媒体谈到你跟江门的关系。

　　答：（笑）因为只有家乡的媒体才更关心这一点。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就跟着父母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生活。记得６岁时，父亲把我从南京带回外海见祖母，走的时候，家人说我自己不愿回去。这个细节我记不得了，但觉得很有可能——家乡的田园风光，水乡泽国，小伙伴，都那么美好，我可能确实不想回到喧嚣的大都市去。我就一直留在外海陪祖母生活，一直呆到读中学。

　　问：在您心目中，江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答：江门是人杰地灵的地方，这片沃土哺育了我，我很引以为荣。记得我在大学时还写了一篇《家乡风物记》的散文，把“莺啼不选树，鱼戏不惊渝”、水稻泛金、荔枝燃红的家乡描写得非常优美，老师把它当作范文，印发给全班同学。在家乡十来年的生活里，我经受了很多磨砺。１９５２年父亲在南京过世了，家庭一下子变得贫苦起来，地里的各种农活我都干过，吃了很多苦，对我非常有好处。家乡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

　　问：这期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吗？

　　答：父亲过世后，妈妈携大我5岁的姐姐和4个弟妹从南京回乡。１９５８年我初中还没有毕业，除了姐姐出嫁外，他们又全部到香港去了。当时我在学校寄宿，有一天我回家来，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我小学毕业时祖母已经去世，我就一个人在中学读书。在学校我很追求进步，高一时已经是党员，所以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政治要求很严格的学校也能吸收我这个有海外关系的人进去。

　　问：这么多年过来，您有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答：不后悔。我觉得我这条路走对了。我从小热爱文学，想当记者、想当作家的愿望还是实现了。我现在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问：您现在经常回江门吗？

　　答：经常回。以前妈妈在世的时候，一年要回来好几次。因为我弟弟改革开放后在家乡投资，我妈妈住在这里比住在香港还多，她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我经常回来看她。我妈妈２００２年去世了，我回来得少一些，但像清明啊，春节啊，我还是要回来，扫墓及看一下亲朋好友。

　　问：感觉到江门有什么变化？

　　答：江门这几年发展得很快。几年前我率香港商报采访团采访陈继兴书记的时候，江门那时候发展还比较滞后，一座五星级酒店都没有，现在起来了好几座。那时路也不是很畅通，现在滨江大道也开通了，很方便。还有高新区，以前萧条得很，现在也搞起来了。城市交通面貌变化也很快，招商也很好，我感觉这几年江门在高速发展。

　　文/本报记者 王亚方　图/本报记者 周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