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兆敦近照

　　司徒兆敦祖籍开平赤坎，今年69岁的他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现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曾是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导演的老师，但是，司徒兆敦说得最多的是：“我只承认自己是一名好老师。”

　　本版文/图 本报记者 陈若婵

　　传奇的华侨世家

　　司徒兆敦的家族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华侨世家：他的太爷爷是保皇党人，爷爷是美洲华侨领袖、国民党元老，父亲是共产党新锐、周总理派往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的第一人，他的母亲虽然只是开平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然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穿的衣服，就是出自她的一双巧手。

　　司徒兆敦的爷爷司徒盛赞是一名“猪崽”出身的华侨领袖，18世纪的时候，因为家穷被卖到美洲做劳工，开过洗衣店，开过餐馆，并毅然追随孙中山，不遗余力地支持他领导的革命斗争。“二七事变”失败后，司徒盛赞脱离了当时乌烟瘴气的国民党，当已加入共产党的儿子司徒慧敏问他对于各个党派的看法时，他说：“国民党比保皇党进步一些，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进步一些。”

　　司徒慧敏1910年出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了掩护党的工作，变换了很多职业，不仅成为每行的行家，还掌握了多个国家的语言。在开平农村躲避期间，他认识了司徒兆敦的妈妈邓雪琼。邓雪琼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做衣服的手艺很出名。在香港时，一家人就靠她做衣服换钱来抚养孩子，支撑家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在司徒慧敏的带领下，她到毛泽东的住处为其量身，并找最好的料子做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穿的那身衣服。后来，毛泽东对司徒慧敏开玩笑说：“她才是真正的英雄。”

　　1946年，周总理派司徒慧敏前往美国学习，并对他说：“我们的党很快要接管全国了，你要去美国好莱坞学习他们的电影技术，将来发展我们的电影。”司徒慧敏到了美国，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结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如卓别林等。司徒慧敏学成归国后，曾任电影局技术处处长、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电影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司徒兆敦的弟弟司徒兆光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他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并被选拔到苏联留学，从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留学归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创作了一大批雕塑作品，其中，旧版人民币上面的四位老人头像就是他的作品。他还曾为毛主席纪念堂、北京郭沫若故居、北京宋庆龄故居、国家体委、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故居博物馆等创作铜像。

　　自小深受父亲影响　　

　　1938年，司徒兆敦在香港出生，1951年随家人到北京定居。

　　说到自己的家庭，司徒兆敦笑着说：“在我们家里，女人说话才算数，父亲对女性很尊重，连叫我母亲也称‘妈妈’。父亲很少回家，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常常出远门的影子。父亲平时忙于工作，很少跟我们说话，但他对我们说的话，现在想来，都是至理名言。”司徒兆敦的父亲司徒慧敏的朋友很多，什么派系的都有，他曾对司徒兆敦说：“你要记住，千万不要以政治来决定自己的朋友，只有那些品质好，说话算话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司徒慧敏的话对司徒兆敦的影响很大。

　　在父亲的影响下，司徒兆敦自小就爱上电影。司徒慧敏生前做事一向低调，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一再对子女说：“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做任何事。”因此，司徒兆敦在电影厂是从做杂活一步步做起来的。想起父亲，司徒兆敦深情地说：“我很感激父亲，正因为他不为自己及家人谋私利，我才什么都做过，也什么都会做。”

　　1968年9月9日，司徒兆敦因参加唐瑜、陈毅、夏衍、潘汉年、郭沫若等聚会的“二流堂”，被关进了“上海空司学习班”，判了死刑。在5年的监狱生涯里，他偷偷地写了许多读书心得。他说：“从那时起，我学会了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直到现在。”　　

　　“让我编假我做不到”　　

　　在北京电影学院，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很有名：我可以原谅我说错话，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错话，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说假话。他说：“什么是真事、真相、真理？这是我给学生必上的第一课，因为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

　　北京电影学院在1998年建立起纪录片的专业，并由司徒兆敦带该专业的学生，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宣传以真实的纪录片来记录历史的理念了。因为父亲的关系，司徒兆敦认识了很多“大人物”，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平和而真实地生活，加上父亲的教诲，让他深有感触，他说：“在我的生活道路过程中，只有那些真实的生活才是最扎实、最有质量的。这些东西压在我心上，让我编假我做不到。”

　　为了拍好纪录片，司徒兆敦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中国，以自己或者学生的镜头，来关注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他说：“电影最重要的，不是讲故事，而是它具有记录的功能，镜头就是眼睛，话筒就是耳朵。纪录片是对时间最好的记录，应重视纪录片的拍摄，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用记录片的方法把时间留驻，把我们的感受留驻，把我们的记忆留驻。可以说，记录片一定能经历时间的考验，有永恒的价值。此外，要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不发展纪录片是不可能的。全世界都是这样。”　　

　　教出的学生闻名国际　　

　　1964年，司徒兆敦毕业于中国当时唯一的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自此一直在该校担任教职。1987年，他出任导演系主任，他指导的学生包括闻名国际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例如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对于这些，司徒兆敦淡淡地一言带过，他笑着说：“我是一个爱就特别爱，恨就特别恨的人，不会让我的学生拍炒作的片子。别人说什么我不管，我只承认自己是一名教学认真的好老师。”

　　司徒兆敦上课时爱跟学生聊天，学生的错误，他不仅指出来，而且能够给予很好的意见，他的课，总是吸引众多学生慕名而来。一次，有个女学生拍了一部作品让司徒兆敦提意见。司徒兆敦说：“说真的，那部作品特恶心，说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想看女人洗澡，于是扮成女人混进澡堂帮人搓洗，被发现后，大冷天赤身被人追出街上，就这样结束了。”司徒兆敦对女学生说：“你能当导演，这么难拍的画面都让你拍到了，但是，一部作品没有社会意义，就失去了价值。能不能将之拍成：男子成功混入澡堂后，却大吃一惊地发现，里面的女人都是老人，而且，从她们的谈话当中，体现了社会当中一些让人动情或者震撼的事？”女学生听了司徒兆敦的话后，很开心地说：“所有的老师看了我的片子后，都把我骂一顿，只有你教我如何将坏作品变成好作品。”

　　司徒兆敦认为，体现学生成绩的，就是教其拍出好作品。他指导的学生，作品在国际国内获奖无数，人们给了他一个外号：“得奖专业户”。2003年，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并在该校举办关于纪录片的系统讲座，为28名来自各院系的同学进行了认真的辅导，虽然学生们以前都没有电影或录像制作的经验，但他令人兴奋和满足的是，在几个月后，学生们都可以从无到有完成了27部在题材和美感上蕴含无限潜力的纪录片作品，其中16部作品在国内和国际获奖。2004年，他再次到香港指导学生拍纪录片，又有一批学生的作品获奖。

　　司徒兆敦说：“我教出的学生保持着善良的心，是最让我欣慰的。”有一次，一名学生的作品《哈佛的女孩》，在一次参评中获了5000欧元奖金，该学生对司徒兆敦说：“老师，我要将这些获奖的钱捐出来做基金，帮助片里反映的那些孩子。”　　

　　乐意为家乡做事　　

　　司徒兆敦说：“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是没有魅力的，我曾经回开平看过家乡的碉楼，它们带着历史的意义站在那里，令人震撼，也很适宜用纪录片的方式，将之永远地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那片美丽的田野上，过去的碉楼是什么样子的。”

　　司徒兆敦说：“家乡的变化让我很感动，家乡的乡情让我尤其难忘。”上世纪80年代，他曾回过一趟家乡，当他无意中看到，村里每年分猪肉的名单里，还有他们家人的名字时，内心极为震动，他说：“这就是家乡情，不管走多远，都牵着我们的心哪。”那一次，他在村里摘了一个果子带回北京，一直舍不得吃，那风干的果子，就一直摆在他的书桌上。

　　听到家乡申遗成功的消息，司徒兆敦很高兴，还在北京与开平籍的家乡人聚会庆祝。他说：“我觉得，家乡人做的这些工作很有价值，如果需要我们为家乡做些什么，我们都很乐意。家乡拍成的碉楼片子，我也可以帮忙修改。”司徒兆敦还一再表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对它破坏少一点。

　　记者手记

　　繁华褪尽始见美

　　北京电影学院，是无数人神往的地方，那里是明星的摇篮，身边不经意地走过的一名普通学生，或者就是明天光彩耀人的大明星。

　　采访司徒兆敦，是由司徒美堂的孙女司徒月桂为我代约的，见面时间为早上10时，地点在北京电影学院。当天我早早出门了，到达电影学院时，还不到9时30分，于是走进学院随意参观。学院里面，靠校门的校楼，一些新生陆续前来报到，学生们正在上课，校园显得非常宁静，图书馆里也是静悄悄的，影视类的书本琳琅满目。在这里，处处弥漫着校园特有的安馨气息，完全感受不到娱乐界的纷纷扰扰、熙熙攘攘。

　　10时正，我回到校门处，见到了司徒月桂，司徒兆敦也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他跟司徒月桂闲聊时说：“昨天工作到凌晨3时，今天很早就起来了，见了你们后，一会还要有别的活动要参加，现在只觉得时间不够用啊。”采访是在学生的食堂里进行的。司徒兆敦并不讳言父亲和自己取得的成绩，但他谈得更多的，是自己一生致力钻研的纪录片以及自己学生的进步。

　　司徒兆敦的言语简洁质朴，说起艺术，他观点鲜明地反对投机取巧“走捷径”的艺术态度，说起家乡，他又流露浓浓真情。他说：“我很少回开平，但我上次回家乡时摘的一个果子，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

　　学院上课时的宁静，司徒兆敦在艺术追求上和实际生活中的勤和真，或者都说明了一句话：繁华褪尽始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