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市场经济的效率正源于社会分工与交易的发达。上世纪的大炼钢铁，其错误就在于否认社会分工，将专才擅长之事交给大众,然而，远久的愚昧不断翻版为时兴的狂热，从“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到眼下的全民炒股，无不透射出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冲突。

　　个人炒股固然为其权利，不可剥夺，但也没有必要提倡。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表明，机构投资者构成市场的中坚，越是成熟的市场，散户的比重就越低。散户不能作为市场主力，有其经济学的道理。散户投资不做研究，不看公司基本面，最流行的方法为跟风炒作。投机赌博在散户中盛行，原因不在于天性好赌、经验欠缺或者智商低下，而是成本—收益对比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研究乃一项固定成本，因而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即投资量大到一定程度时，从事研究才是合算的。若将财务、投资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成本包括在内，对投资量的要求就更高，往往高到散户无法承受的地步。

　　散户炒股的第二个劣势是信息。机构投资者订阅各种报刊杂志和数据库，有着广泛的非正式信息渠道，频繁地实地调研上市公司，并得到证券公司的研究与服务支持。散户只有市面上的流言，或者二手、三手消息，不仅对市场的信息效率毫无贡献，反而增加了市场“噪音”，并且因为“后知后觉”，经常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窘境。

　　全民炒股的第三个问题是道德风险，即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机制引起的过度冒险。炒股的人多了，市场波动就被拉到了事关社会和谐的高度。尽管赚钱时从来不说和谁分享，一旦赔钱却要政府负责，骂娘还算克制，动辄以上街、跳楼相威胁。如同家长混淆了对子女的关爱和溺爱，政府也错误地将保护投资者权利等同于保证投资回报，以托市为己任，造成收益和风险的严重失衡。有了只赚不赔的底线，投资者大胆地放手搏击，市场系统风险因此而急剧上升。

　　凡散户主导，市场就摆脱不了高风险和低回报的困扰。台北市场散户占了大多数，从1989年6月到2007年6月间，经历了六次市盈率的大起大落。同期，以机构为主的香港市场只有过三次超过50%的深度调整。台北散户承担的高风险也并未带来高回报，1984年6月，台北综合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均为900点，从那之后两者拉开差距，2007年6月台北指数为8800点，而恒生指数不断创下新高，今年6月达到了21700点。

　　理论与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钢铁不是群众能炼的，股票不是全民能炒的，资本市场的长治久安之策，仍在深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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