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定立（江门）

　　在恢复高考三十年之际，我也很想写点东西，回顾两代人经历的高考。

　　父亲读初中时，想当解放军。恰逢空军来招飞行员，父亲被选中了，这个渔民的孩子从此离开碧波滚滚的南海，来到白雪飘飘的北国，在保定航空兵预备学校当了学员。岂料中苏关系恶化，“老大哥”不卖飞机给中国了，学员们上不了天，只能全班转去学财务。不久，父亲因为意外事故退伍回乡，在公社当出纳，但秉性高傲的父亲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就在工作之余准备参加高考。

　　自学非常艰苦，一来没有老师指导，二来没有学习氛围，更要命的是，在农村买不到教材！所幸那时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在农村推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爷爷开了一间收购站，父亲从收购回来的旧书中找到了高中课本，就靠着这些破破烂烂的教材开始复习。

　　既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就意味着残酷的竞争，不拼命就不可能成功。父亲经过四年严格的军校生活，已经磨炼出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晚上看书困了，就出去跑步，驱除睡意后再继续复习。

　　1965年夏天，高考的日子来临了，别人都在临急抱佛脚，父亲却变得出奇地冷静。考试前一天，他扔下书本，拿着汽枪到树林里打鸟去了。养精蓄锐一天后，他踏进了考场。他还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

　　父亲幸运地考取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他引为自豪的事情有三件：一是军训时他被安排当教官，一呼百应，比在军校读书时还过瘾；二是当时还没割“资本主义尾巴”，爷爷经商能挣一些钱，父亲有手表、自行车，在同学们当中俨然是个“大款”，连后来担任省某部门的厅长也向他借过自行车；三是“文革”时有一批外地红卫兵想砸孙中山铜像，担任纠察队长的父亲带领同学们将他们打得逃出了学校。

　　父亲毕业后分配到粤西一个县城的公安局工作，我和妹妹都在那里出生，在公安局和县府机关大院里长大。小学时的同学全是干部子弟，配最好的教师，小学毕业时我以全县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在叛逆的青春期，我结交了班上的几个损友，成绩一落千丈，整天研究如何用鞭炮火药制炸弹，用昆虫尸体制毒气，闯了不少祸，后来又把教室的窗都拆了，还给级组长起了个绰号叫“大金牙”，他一怒之下，把我调到另一个班。班主任跟某著名粤剧演员同名同姓，长得像卓别林，实行的却是铁腕政策，一有人犯纪律就喊打喊杀甚至“大刑侍候”。我挨了他的一记“飞毛腿”后，不敢再造次，只能埋头学习，成绩有了一点进步。他和级组长又当众表扬了我，飘飘然之后，我愈发勤奋，终于考上了重点高中。那些损友没一个考上高中。

　　一上高中，我立即懒散下来，成绩很差。学校里有一套不成文的激励机制：每次考完试，就将全班成绩都贴出来，让成绩差的人抬不起头。老师对成绩好的学生关怀备至，对差生冷眼相向。学生干部也全部由成绩好的学生担任。成绩好的学生谈恋爱，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绩差的男生如果想“勾搭”女生，就等着挨骂！再加上从农村来的学生，个个非常用功，连裤子穿反了也不知道。在这种氛围里，连青春萌动的暗恋竟也成了学习的动力。为博取老师和漂亮女生的好感，我也开始读书，没想到越读越有兴趣。后来我成绩上去了，班主任的脸色也好看了。一天晚上，她竟然将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你是不是在学习？抓紧时间啦。”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她温柔的声音。

　　就在我开始喜欢读书时，父亲调到江门工作，我也转学到了一所教学质量很差的学校。记得毕业考试前，班上有人偷到了数学试卷，我向学校告发后竟然有人泄露了我的名字。放学后，十几个学生围上来准备殴打我，我亮出刀子，他们才没敢动手。毕业后，班上多数人都没参加高考，参加高考的也没一个考上大学。我上了中专线，但当时担心如果考上中专，就没继续高考的机会，所以报志愿时没报中专。

　　落榜后，我在父亲支持下到江门一中复读，改读文科，老师还让我当了数学科代表。江门一中的绿荫里有奋发向上的风气，同学们意气相投，一起为高考努力。老师也很认真负责，后来成为校长的级组长每隔几天就开高音喇叭将不用功的学生批评一通，无心向学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哪里还有人敢偷懒！我每逢周六晚看一次电视，星期天上午睡一次懒觉，其余时间都在教室里看书。每天晚饭后，我就迎着阵阵凉风在校园里散步，看着天空的云彩背诵唐诗宋词，抒发远大志向，或到教学大楼去看校史，用师兄们的光荣事迹激励自己。那是我过得最充实的一段日子。

　　我也不完全照老师的教学计划去学习，比如历史，我就从来不做老师发的模拟卷，而是按自己的计划自学，后来这门课考了760分，全校第一。确实学不好的课程，我就按老师要求去学。虽然学习很累，但我们也懂得苦中作乐，比如有个男生行踪诡异，很少洗澡，也从不参加早操。我就当了一回福尔摩斯，和另一个男生在早操时跟踪他，发现他原来是翻墙到外面吃早餐，当时我还踩到一只死老鼠，回到学校被班主任狠批了一顿。我们还给班上的同学取了很多绰号：肥人、瘦人、巨人、怪杰、火鸡……背后叫着取乐。绰号归绰号，同学间的友谊还是非常纯真，成绩好的学生也很受尊重。这一段既苦又甜的复读生活，既紧张又难忘，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更净化了我们的精神世界，让我们懂得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在我们内心深处牢牢树立起了公平竞争和奋斗的价值观念。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这种观念成为主流的时候，社会才能健康发展、才能进步。

　　那一年的高考形势很严峻，僧多粥少，同学们压力都很大。高考前，班上病倒了一大片，我也发了烧，虽然考试前病愈了，但状态还是不佳，幸好历史考得好，总算考取了五邑大学的公费本科，不用交学费，每月还领取60块钱补贴。大学四年我一直很勤奋，没再浪费光阴，毕业后还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刚达到中山大学的录取线，只是因为已经当了公务员才没去读。和我同年参加高考的妹妹考取江门教育学院，后来又考取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当了教师。我们家算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了。

　　父亲的高考经历说明：有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就一定能成功；我的高考经历说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严师出高徒，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良好的环境。两代人的高考，各有各的艰辛，各有各的精彩，都成为了我们的难忘记忆。正如描写高三生活的电视剧《命运的承诺》里的一句话：进入高考的考场，是对十年寒窗的承诺，对命运的承诺，对国家社会的承诺。这是我们人生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