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陈晓(前排左二)和广州中医学院的同学在一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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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临近,恩平2200多名考生正在为高考做着最后的冲刺。今年是“文革”后我国恢复高考30周年,1977年12月的那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高考,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近日,本报记者寻访了三位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恩平人,聆听他们的求学、备考、遇挫、圆梦的往事。
李玺 5次高考圆了大学梦
感言:在无望中坚持读书的3年和1977年那场刻骨铭心的高考,使我养成了一股不服输的性格。只要有追求就能得到回报。
李玺于1957年出生在恩城,兄弟姐妹一共7个,自己排行老三,家中唯独他一个考上了大学。他告诉记者,他能上大学,和时代机遇以及父亲的影响有关。
小时候,李玺被父母带到大田镇乡下读书,他在大田镇完成了自己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所有课程,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流行公社办中学,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因为经常要去劳动,学业就被搁置了,学习起来也是断断续续的,很难学个痛快。”李玺回忆说,他经常是早上上课,下午在校办农场劳动,晚上才有时间去自习。
“我从小就很喜欢学习,特别喜欢文学类的书籍,如《小城春秋》、《红岩》、《青春之歌》等。”李玺带着遗憾告诉记者,那时流行“读书无用论”,辛辛苦苦读书出来,最后一般还是要回家种地挣工分,能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只是极少数人。高中时,他班上有50多个同学,等到毕业的那天,却只剩下30来个,其他人都因为看不到出路而辍学,回家种地去了。
1974年,李玺高中毕业,回大田镇当了农民,但他并不守“本分”,经常是白天劳动,晚上看书。回忆起那3年当农民的日子,他说:“我喜欢看书,即使觉得读书没用也要看。”在困难的日子里,是父亲给了李玺读书的动力。李玺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但他非常喜欢看书和报纸。他坚信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和力量,读书肯定有用得着的时候,高考也一定会恢复,即便在文革的时候,他的这种观念也没有丝毫改变,因此,他一直鼓励儿子坚持读书,不要放弃。
1977年8月,李玺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了当年要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他立刻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报了名,东借西凑弄全了书本,白天劳动,晚上复习。考完后李玺相当自信,但考试的结果还是让他失望。那年他语文考了70多分,政治60多分,物理30多分,化学也是30多分,数学只有18分,虽然入围了,但分数不是特别高,最终没有被录取,他的第一次高考就这么考砸了。据说,那年恩平参加高考的人数约有6000之众,但考上的只有40人左右,其中74届的毕业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75届的还考上了10多个,67届、68届、69届“老三届”则全军覆没,可见录取人数之少。
虽然没有被录取,但1977年的高考还是使李玺看到了希望,他坚定了继续考下去的决心。1978年,他考上了一所中专院校,但上面无缘无故说他涉嫌偷渡香港,上学的资格被取消了;1979年,他的成绩再次入围,但录取未果;1980年,他的成绩又入围了,被一所大专录取,但为了读上本科,他没有去报到;1981年,他仍然被专科录取,考虑到已经参加了这么多次高考,李玺只能选择上大专的路。从佛山师专毕业后,李玺回到恩平任教,2000年,他出任恩平市某单位副局长。
今年已有50岁的李玺坦言,在无望中坚持读书的3年和1977年那场刻骨铭心的高考使他养成了一股不服输的性格,他相信自己还有竞争力,只要有追求就能得到回报。
陈晓 保存近30年的珍贵成绩单
感言:那时,即使我不去参加高考,我的前途也应该很光明,但我想参加高考,因为我觉得只有上大学,才能提高自己。
能保存着近30年前的成绩单的人,在恩平大概就只有陈晓了。
陈晓出生于1957年,他的家庭状况不错,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在恩平任职。1975年,陈晓高中毕业后就到恩平的一个镇上任政府科员,后被派去搞“路线教育运动”,在恩城造纸厂锻炼,再后来又到一个公社的法庭任职。“那时,即使我不去参加高考,我的前途也应该很光明,但我想参加高考,因为我觉得只有上大学,才能提高自己。”他说。
1977年,陈晓和同学报名参加了高考。他的记性很好,很少忘记东西,学习基础也较深厚,便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然而在1977年的高考中,他只是成绩入围,并未被录取。1978年,陈晓继续复习,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经历第一次考试之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高考带来的变化。在混乱的年代,大家都说‘读书无用’,考试敢交白卷的学生是英雄,但恢复高考之后,再交白卷的就成了‘狗熊’,大家都在拼命复习,好像要把被荒废的时间补回来一样。”
那一年,香港的亲戚劝他选择医学专业,因为那时香港的医科毕业生不用考证就能开诊所,而且利润丰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吃香的就是医生和司机,陈晓听取亲戚的意见,选择了中医专业,当年,他顺利地被广州中医学院录取,成为一名本科生。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恩平中医院,后成为五邑中医院恩平分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直到今天,陈晓还保存着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所用过的书,还有大学时期的成绩单,这些对他来说很珍贵,他从不舍得丢弃。
张爱英 第一年就考上广东气象学校
感言:当时的心情绝对能用“绝处逢生”来形容,突然而来的高考,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张爱英目前是恩平市某局的副局长、工程师,她说,她能走到今天,有这么几个机遇:一是自己家离横陂中学很近,二是自己学习成绩好,三是多亏了邓小平和1977年的高考。
“我们家就在横陂中学附近,这是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离家近了,中午、晚上可以回家吃饭,也不用交住宿费,无疑就省下了好多钱,而这些钱,家里是没法掏出来的。”张爱英说。
“那个时候我读书很刻苦,在班里的成绩一直都是前几名,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张爱英回忆说,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她读完了小学,后来又顺利读完初中,但从高中开始,学校就很少上课,学生劳动的时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她的学业也差点荒废了。看不见读书出路的张爱英,1975年毕业后只好回家去种地。
直到1977年10月,张爱英才糊里糊涂地得到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她一下子就热血沸腾了。“当时的心情绝对能用‘绝处逢生’来形容,突然而来的高考,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即便到今天,说起当年的机会,她还是眉飞色舞。
“那年高考是开卷考试,我觉得时间很紧,几乎没有时间做题,书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到答案,只有政治一科找到几个答案而已。原来我对课本还不是很了解,复习的时间太短了。”张爱英说,就在她对考试结果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广东气象学校录取了她,虽然只是个中专院校,但这已经足以改变她的命运。她在这个学校度过了紧张的两年半求学生涯,然后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家乡恩平,从事气象工作。
张爱英告诉记者,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感谢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自己没有考上大学,但她的孩子在4年前考上了大学,今年即将毕业,30年前的大学梦由孩子帮她完成了。
□本报记者 李小龙 本版人物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