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超重货车重压和货船对桥墩的不断撞击，礼乐桥现已成为一座危桥，只准两轮摩托车和行人通过。

礼乐大桥曾是新会县、江门市最长、最高的公路桥。

营汛渡口早已停止使用，当时的遮雨亭也于近年倒塌了。

五大渡口中只有流沙渡口仍在使用。

礼乐桥成危桥后，严重影响了礼西板块接受江海区行政中心和高新区的经济辐射。

　　蓬江河在文昌沙一分为二，西面一支叫江门河，东边一支叫礼乐河，礼乐河把礼乐分为礼东、礼西两部份。自七十年代建成礼东大桥（也称礼乐大桥）和八十年代建成江礼大桥后，礼乐经济开始腾飞，实现从农业大镇向工业大镇迈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路桥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江礼大桥的扩建已完成，但联结礼东、礼西两大板块的礼乐大桥年久失修，２００３年有关部门鉴定为一座危桥，并禁止汽车通行，严重影响礼西板块接受江海区行政中心和高新区的经济辐射，目前该桥的重建已列入议事日程，但礼乐大桥最初的兴建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礼乐大桥于１９７３年动工兴建，１９７５年５月竣工。大桥全长１１７米，桥高１２．５米，桥面净宽７米；桥分三孔，两边孔跨度２５米，中间孔跨度３０米；钢筋水泥结构，承载能力１５吨，是当时新会县、江门市最长、最高的公路桥。在五邑地区中，也仅次于开平潭江大桥（长３３２米，宽６米，１９６３年竣工）、恩平恩城大桥（长２０６米，宽７．４米，１９６７年竣工）而居第３位。它的诞生，比蓬江大桥、外海大桥、黄克兢大桥要早许多。

（１）沉船事故轰动全省

　　礼乐大桥的兴建，缘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礼乐营汛渡口发生的一宗重大沉船死人事故。

　　蓬江河在文昌沙一分为二，西面一支叫江门河，经大洞入银洲湖，东边一支叫礼乐河，河宽约１００米，主航道水深５米，江门往三江、梅角（斗门）、南水（白蕉）、前山（坦洲）的客货船都在这里经过，大鳌、睦州及三江九子沙的村民用船艇往江门售货或购物时，也经过这条河。

　　礼乐河把礼乐分为礼东、礼西两部份，全公社４．５万亩耕地，有２万多亩在礼东，分属礼西的１７个大队和礼东的４个大队。为方便礼西各队的社员往礼东耕种，人们设置了流沙、营汛、夹橹、子渠和二讹等五个主要横水渡口，每天用木船摇橹摆渡。六、七十年代，农村实行集体化劳动，每到开工、放工时间，各渡口便热闹非常。

　　话说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０日，时值春插大忙季节。那天，天气多云间阴，东南风３－４级，礼乐河有小到中浪。下午４时多，在礼东插田的新华、新兴大队几个生产队陆续放工，社员们匆匆赶到营汛渡头，准备过渡回家。渡船一泊岸，人们便蜂涌而上，长不足１０米、宽不足２米的渡船竟然载了五、六十人，船边的人索性坐在船舷上，屁股翘出船外。

　　渡船离了岸，摇晃着向对岸驶去。将到河心，南面一个浪打了过来，坐在船舷上的人的屁股被打湿，一齐站了起来，船趁势向北面倾侧，北面船舷上的人的屁股被打湿，又一齐站了起来，船向南面倾过去，这时刚好一个浪打过来，水漫过船舷，渡船即刻翻了个底朝天。“沉船了，快救人！”岸上的人们拚命呼喊。刚好经过的九子沙、新沙的３只农艇救起了十多人，有些人则自己游回岸边。２０分钟后，河面上只见翻转的渡船在随水飘流，不见一个人影。

　　傍晚时分，江门打捞队及３艘红星轮赶到，随即开始救捞。经过一夜的奋战，一共捞起尸体２３具，连同救上岸经抢救无效的１人，共死亡２４人（其中１名孕妇），全部为女性，除１名年纪较大外，其余全为青壮年妇女。这便是轰动全省的“４·２０”事件。

（２）建桥，钱从何而来？

　　１９７０年４月，邓达庆从高鹤调任礼乐公社党委书记。他认为，要根本解决渡口拥挤问题，避免“４·２０”事件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建造一座连接礼东礼西的大桥。他把这个想法与党委一说，大家也表示赞同。

　　要建桥，建在哪里？礼乐河２０多公里长，除流沙、营汛、夹橹３个大渡口外，还有二讹、子渠冲两个小渡口。邓达庆经过多次实地考察，认为建在夹橹渡口较为合适，因这里地处礼东、礼西的中部，大跃进时巳修了一条公路由渡口通到圩镇，日后通车，礼西段不用另修公路，可节省投资。

　　其次是设计和施工。这么大型的桥梁，连新会县、江门市区都未建过，两地的建筑部门都不具备设计、施工能力。邓达兴通过关系，找到广东省道路建设局，得到对方的大力支持，派出总工程师陈工、技术员李雄伟到礼乐，实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设计。

　　还有就是是资金。按估算，建桥费用需要５０多万元，钱从何而来？当时全公社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十万元，而留给公社的只有几万元，仅够日常开支。要解决建桥资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县委的同意，由财税局拨出专款。１９７２年９月，刚接任新会县委书记的乔群起到礼乐检查工作，邓达庆趁机汇报了建礼乐大桥的设想，邀请乔书记一行到夹橹渡口实地视察摆渡情况，并为大桥选址定案。乔群起返县城后，征得县委委员同意，由县财政拨出１０万元。公社党委则通过财政所，动员各社办企业筹集资金，并变卖公社的一些财物，想尽办法筹钱建桥。

　　为了节省投资，邓达庆又采用换工办法，安排数百名民工到广州参加海珠桥的扩建工程，以此抵顶礼乐大桥的设计费、可行性研究费和施工技术人员工资，为大桥节省了一大笔建设费用。而本地民工则采用生产队记工分的办法支付工资。最后结算，整个工程仅用了４８万元。

　　按照设计，大桥共需钢材１００多吨。当时，钢材属紧缺商品，由国家计委安排生产、供应。礼乐大桥属地方筹建项目，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所需钢材全靠自筹解决。新会县计委虽尽力调剂，但仅能解决３０多吨，缺口仍然很大。邓达庆只好跑到广州、佛山，联络广州轧板厂、广州道路建设公司、佛山汽配厂等单位，用礼乐的活猪、腊味、柑桔橙等农副产品，串换回８０多吨钢材。又办起了全县首家轧钢厂——礼乐轧钢厂，生产普通盘元用以交换民用国标钢材，终于解决了大桥用钢材问题。

　　１９７３年春，礼乐大桥正式动工。５００多名本地劳工陆续进入工地。民工们在广州派出的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每１０个人一班，日夜不停，推动人力钻机开挖河中的两个桥墩。另一些人则浇制水泥构件、挖填引桥桥墩等，工程进展顺利。

　　礼乐大桥的桥墩在广东省桥梁打桩队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采用人力钻机水力灌注打桩法施工，这种技术当时在国内还是首创。与其它施工方法相比，它既省钱又提高工效。有人计算过，当时的广州海珠桥扩建工程若采用这种施工办法，可节省七成的打桩费。施工期间，省内曾有４８位桥梁专家到现场观摩、学习这种先进施工技术。经一年多的紧张施工，两个桥墩４８条１米大桩完成，经测试，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３）邓达庆命名“礼乐桥”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邓达庆与公社贫协主席刘会豪到广州参加广东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邓叫刘回礼乐传达会议精神，自己则逗留广州，继续联系钢材的供应事宜。正是这一举措，使他惹上了事非。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至８日，新会县委和省路线教育办在崖西公社召开联席现场会议，总结推广崖西公社长岗大队“千里万担一亩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解剖礼乐公社领导的‘方向道路’问题”，批判邓达庆为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而修建礼乐桥的资产阶级思想。礼乐大桥工程也被下令停工。

　　这时的礼乐大桥，主体工程巳基本完成，只剩下桥面和两边引桥。人们议论纷纷：既然不准建，索性把它炸了。几个月后，县和公社领导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复工。

　　１９７５年５月，礼乐大桥竣工。那天，没有剪彩、烧鞭炮等竣工仪式，也没有笑声，没有欢呼声、锣鼓声，只有三三两两的路人默默地在桥上走过。人们都在心底里想念着那位因建此桥而背受处分的邓书记。

　　礼乐大桥的兴建，邓达庆的功劳最大。大桥建好后，有人建议命名为“达庆桥”，邓达庆听到，连忙摆手摇头，说：“不行，不行！”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公社人民奋斗的结果，应该命名为‘礼乐桥’。” 　(文／李兴发 图／谭国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