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济霖

　　“华侨义冢”是收埋无主华侨尸骸的墓地。新会目前已发现华侨义冢有６处，约３８００穴；现存４处，约２５００穴，分布如下：

　　黄坑海槐 １９世纪旅美华侨义冢，共３８６穴，葬于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从碑记中得知，墓主中男性３６１人，女性２５人，女性中未婚的有８人。

　　黄坑木山 安南埠（越南）义冢，约２００穴，葬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义冢坐东向西，是目前所发现义冢中年份最早的，各坟破损较重，多有缺碑。

　　黄坑大槐 坐西向东，堪舆名“骑龙斩关”，当地人称“豉油岭”，原葬时间为１９世纪末，共４４１穴。主墓碑及墓主姓氏碑均未记原侨居地，间或有原籍贯的，如“白石村”、“水东村”等。据考证，此冢可能是收集世界各地华侨骸骨于重修时再葬，故墓主姓氏碑记有清代年号外，竟有“无名氏”者。

　　黄冲坑鹤嘴 约１５００穴，是目前发现的义冢中规模最大的，尚未见主墓碑和载事碑。此义冢的墓穴型制与前面三处相同，均为沙灰冢、红阶砖墓碑、半圆形、排列成行，但在３个方面异于前面的三处：一是墓穴多，约１５００穴，超过前三个华侨义冢墓穴的总和；二是前三处义冢的墓主基本上是新会人，但这个义冢中，除标明有新会人外，还有湖南、连县、肇庆、钦州等地名；三是前三处义冢年代较远，且多为男性，而这个义冢中女性比例颇高。

　　五邑地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以华侨文化为代表，这些直接反映华侨历史和文化的遗迹对我们五邑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可以从这些义冢的建制、规模、墓碑文字等方面，考证出不少东西，如：

　　“华侨”称谓的来龙去脉 近年来，侨史界对近代出现的“华侨”一词的产生和流行，作了大量的考究，大多数考究工作是借助于古籍、中外旧报刊。自新会发现多处华侨义冢后，其尚存的碑刻，扩大了学者们的视野。

　　今按时间顺序，将上文中几个义冢里的碑刻文字刊载出来：

　　１、光绪六年孟夏／安南埠义冢墓／积德社立。

　　２、金山各埠先友骸骨运回本邑，自光绪十四年至十八年二月，除领回之外，尚存三百八十七具，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安葬此地。

　　３、民国二十五年重修，华侨先友义冢／仁安医院立。

　　从第一个可见，时至１９世纪末叶的１８８０年（光绪六年），“华侨”一词尚未产生，对这些客死越南的同胞，时人无以称之，只用“安南埠”这一地点状语表示，无人称，语意模糊。

　　再看第二个，１３年后（１８９３年）旅美华侨义冢立碑，此时虽未有“华侨”一词，但表达上已有进步，把海外的中国人称之为“友”，起码有了称谓，然而，“华侨”是他称词，“友”是互称词，且外延太广，内涵不准确，没有表达国属与血统。

　　几乎半个世纪后，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华侨”一词产生并流行了，反映到第三个碑刻上来。这是一大进步，它概括了国属、血统、旅外三大因素。“华侨”和上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华人”一词有别，“华侨”是指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

　　众多带“亚”字、“阿”字的墓主名字 在黄坑海槐旅美华侨义冢现存３８６块墓主碑中，名字前带“亚”字的有５７人，带“阿”字的有１７人，共７４人，占墓主总数的１９．０６％。新会方言中，“亚”、“阿”作为名字的前缀是同义的，用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低层人士之间彼此熟不拘礼的互称。刻墓碑本是一件庄重的事，要用全名，但出现这么多带“亚”、“阿”字的名字，只能理解为不得已——同伴由于文化水平、工作、生活条件的局限，没有记下死者的全名，仅凭相处中的互称作墓碑。可想而知，这批墓主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和旅美时期的处境。

　　“福德”之名何其多 仍是这个义冢，墓主碑上带“福德”的名字有２９个，占７．０５％。除“福德梁公”、“福德赵公”、“福德谭公”、“福德诸公”、“福德先姑”５名外，其余２４位就以“福德公”为标志，仅能表明死者为男性，连姓氏也没有，实质上是“无名氏”。中国人一贯对死者厚道、尊敬，称之为“无名氏”，难免令人联想到死者的悲惨处境，有些残忍，而“福德”是褒义的，用作这些无名死者代词是恰当的，于是义冢上出现这么多“福德公”，这反映了当年这批客死他乡的同胞生前死后的悲苦，也反映了中国人（新会人）心地善良，对同胞、对乡亲的深情厚意。

　　本文为欧济霖教授于“新会大众讲坛”上的演讲稿，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