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复兴报》。

黄明亮 供图

　　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９月，江门光复后，工商业渐次恢复和发展，先后开办了电池、玻璃、制糖等轻工业，国内商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保险、影院舞厅、赌场妓寨等生意兴隆。江门当时虽是３万多人口的小镇，却设有电信局、邮电局、航政局、商检局、侨务局等管理机构；广东省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金汇局、中央合作金库等公立银行都在江门设有分支机构；开通了水路客运线３４条，公路客运线５条，还开辟水上飞机穗江客运航线，呈现繁荣景象。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０日，《复兴报》借用《先声日报》印刷器材，率先在江门创刊，成为江门光复以后第一份创刊的报纸。该报以“复兴文化事业社”名义主办，由邓植之任社长，后改为李克斌任社长，鲁本斯任总编辑。该报创办的集资人有邓植之、梁立钊、陈鹏、周二牛、陈炽、黄士豪等，社址设在江门莲平路。

《大公报》记者当主笔　　

　　２００５年底，我们了解到，原《复兴报》编辑容辛仍然健在，当时已９４岁高龄。我们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史志上没有的内幕。

　　容辛，１９１１年出生，新会荷塘人，１８岁考入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在４年的学习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１９４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珠江纵队活动的新会与中山交界处的五桂山上打游击。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考虑到不能总是在农村，要想办法打入城市。于是安排他到当时的《复兴报》担任编辑工作。１９４９年初，因交通站被破坏，转移到山区继续革命斗争。解放后，成为新会军管会社会科副科长兼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后被平反。

　　容辛说，《复兴报》总编辑鲁本斯的名字听起来像个外国人，但并不是外国人，他原名卢一萍，是湖南人，进步民主人士，原来在《大公报》做过记者。抗战时期，他经朋友介绍到江门投奔共产党游击队，被安排到中山海洲乡文教所搞宣传工作。抗战即将胜利时，共产党要在城市发展力量，就让鲁本斯出马去见工。鲁本斯来到江门，找到《复兴报》的社长邓植芝，说自己想当记者。他现场写了一段新闻给邓看，邓很满意，加上他有在《大公报》工作的经验，邓一口答应让他当主笔。后来，鲁本斯又介绍容辛、何军等共产党员进入报社。

　　《复兴报》原来只发行１００—２００份，鲁本斯加入后，建议改革，向《大公报》学习，坚持公正中立的立场，揭露时弊，发行量增加，最高达１５００份。从现存的《复兴报》来看，它的版面安排是：一版广告，二版电讯，三版本地新闻，四版广告。有时出纸１张，有时出纸１张半。

敢说真话针砭时弊　　

　　由于有中共新鹤县委的领导，《复兴报》采编人员对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敢于揭露。１９４６年，该报揭露当时任内的新会县长汤灿华贪污舞弊，列举汤的十大罪状，在当地轰动一时。

　　从现存民国３５年（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出版的《复兴报》来看，版上有几篇文章确实锋芒毕露。如《积得如许孽钱，专营盐米走私 盐局如何处置颇堪注意》、《生活难弃婴多》、《赌博成了公开 周郡的赌博有武装保卫，乡民中倾家荡产者甚多，一些人在收钱，一些人在流泪。》以及短评《讽刺耶，警惕耶？》等。从该版的头条可以了解到，这一天恰逢新会县政总汇报，第一日检讨工作，该报把矛头直指县政，揭露其腐败和无能。下面摘录短评内文，以飨读者。

　　《讽刺耶，警惕耶？》

　　赌魔散布在乡村，散布在每个角落。举一个例子：今日本报所载“周郡”早已沉醉在赌博的空气里，一些人瞬息间输钱百万者已非奇迹，因一夜而倾家荡产者不知凡几，这不是一日的怪现象，一年多了，禁赌的声噪破了喉咙，禁赌的人办忙了公事，然而赌魔还是在破产了的农村经济中摆布，士绅劣棍还是利用赌去吃饭，去愚弄乡亲，去加害乡民！

　　没有理由让这乡村中的“赌都”永远赌下去，现在偏偏让这毒于洪水猛兽的坏风气传下去了，办理禁政和负责乡政的人看了又如何？

　　俗语说，“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钱”什么事都可以办得通，办得彻底，如“周郡”来说，这句话应该作业办理赌政及基层人员的座右铭才对。

　　今天是新会县政工作总会报的第二日，这是讽刺耶，警惕耶？

停刊20天复刊

　　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年）４月３０日，《复兴报》被国民党新会县政府勒令停刊，罪名是“言论左倾，为奸匪张目”。后经《民权报》及新会县记者公会声援，在各方干预压力下，《复兴报》得以复刊。

　　后来原《民权报》编辑伦海滨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尽管《复兴报》总经理邓植之是老国民党员，在党政上有不少人事关系，可是他没有赵汉俊的地方封建势力的支持，因而县长汤灿华就选择《复兴报》来开刀。当晚，汤灿华还偕同秘书方印朝来到《民权报》访问赵汉俊，解释封闭《复兴报》的原因，要求《民权报》对这件事严守中立。还说封闭《复兴报》是奉省社会处的命令，县府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且说封闭《复兴报》是对《民权报》大有好处，《民权报》可以减少了一个劲敌。最后轻轻地照例说了几句官腔：“有些人也认为《民权报》言论偏激，编辑人员中亦有左倾分子渗入，希望对封闭《复兴报》问题上不要被某些人的意见所左右。”

　　当时，赵汉俊是准备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但以《民权报》总编辑施见三为首的编辑部全体人员所反对，认为《民权报》如不仗义执言，下一步将会轮到自己。施见三以新会县新闻记者公会理事长身份，召开了理监事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发出声援《复兴报》的快邮代电，赵汉俊看到江会全体报人都起来反对封闭《复兴报》，才同意在《民权报》刊登有关于反对封闭《复兴报》的新闻消息。就这样，５月１日全文刊登了《复兴报》总经理邓植之的书面谈话，５月２日发表《为＜复兴报＞呼吁》的社评，５月９日发表专稿《＜复兴报＞被封，广州各报的反应》，５月１１日《复兴报》获得解封，《民权报》除编发消息外，还发表短评《＜复兴报＞复刊》。

　　容辛的回忆成为了这段历史的佐证：

　　汤灿华封了《复兴报》后，记者公会理事长施见三带人到国民党新会县委追问封报的证据。他们把所有的报道依据如中央社电、孙中山讲话，决定等复印了几千份，在江门、新会、广州到处散发，还开记者招待会扩大影响，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搞得汤狼狈不堪。省新闻处出头，批评汤胡闹（没有证据），要他摆平。汤要求邓植芝开除几个共产党嫌疑分子。邓找我们３人前去问话，问我们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不是，他还会继续用我们。我们都坚持说不是，还劝邓要学习《大公报》，要保持中立、公正。不久，《复兴报》复刊。

　　经历停刊事件之后，中共党组织认为目标暴露不安全，决定让地下党员逐步转移。首先是撤走的是何军（后任《新中报》、《粤中人民报》负责人、暨南大学副校长），对外宣称家里要他去古巴接受财产，报社同事还给他送行，其实他进了山区做教师。几个月后，由于交通站被破坏，容辛夫妇连夜转移回了荷塘。后来，鲁本斯、李梗等也陆续离开，《复兴报》的言论趋于缓和。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６日，江会解放后，该报停刊。

　　资料来源：

　　①《江门市志》第２－３页。

　　②《新会县志》第９４４页

　　③《解放前江门地区的报业概况》钟华

　　④抗战胜利后的《民权报》伦海滨，原载《新会文史》十辑

□黄明亮 傅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