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江门市区的市民来说,江会路绝对是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公路,该路位于新会、蓬江、江海三区交汇处,长约10公里,扼守通往粤西的交通要冲,不但承托着我市经济发展的重任,还与广大市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可是,对于江会路的历史以及江会路周围的风景,你又了解多少呢?近日,记者重走了江会路和沿路的村庄,并采访了有关老人和翻查史书,试图挖掘出更多与江会路有关的风情与往事。

建国后的江会路历史照 (资料图片)

江会路 (资料图片)

江会路地图 (资料图片)

江会路一角

都会村
对于生活在江门市区的市民来说,江会路绝对是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公路,该路位于新会、蓬江、江海三区交汇处,长约10公里,扼守通往粤西的交通要冲,不但承托着我市经济发展的重任,还与广大市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可是,对于江会路的历史以及江会路周围的风景,你又了解多少呢?近日,记者重走了江会路和沿路的村庄,并采访了有关老人和翻查史书,试图挖掘出更多与江会路有关的风情与往事。
一个老人眼中的 江会路
对江会路的采访,记者是从采访新会老人何能开始的。何能住在会城南隅路九巷,现已80多岁了,提及江会路过往的点点滴滴,他依然满怀眷恋。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他就住在会城的东门口(靠近现在的牛型雕塑),离江会路很近,经常到那里玩耍。那时江会路两边种有常绿树木,路面约宽4-5米,只能容2辆大车经过,那时路面还只是泥沙路,车一过,就要扬起大量的沙尘,道路的两边是水稻田,一派农田风光。何能还说,以前家里很穷,经人介绍,他曾到过几十里外的荷塘镇的一家药材店当学徒,为了节省路费,他每次从家里到荷塘,都是步行的,沿着江会路到达江门白沙乡后,再沿长堤走到北街,乘渡至潮连后,还要再坐一次船渡,最后才到达荷塘,由于路途遥远,每次都要步行一个上午或下午,后来,因薪水不多,何能在荷塘工作时间不长,便转到台山的一家药材铺打工去了。
对何能而言,有关江会路的记忆,更多是跟江会路沿路散布的几个村庄相连在一起的。他告诉记者,在东甲村以前有一座庙宇称“挂宝庙”,而都会村则有一座庙宇称“东山寺”,里面都供奉着神像,香客众多,其中,在东山寺内供奉着一尊神像,外表由精铜所包,足有100多公斤重。每逢会城一带流传瘟疫,为赶走瘟疫,人们就会到这里借请神像,然后抬着铜像在城区四处游行,沿途大放鞭炮,并邀请醒狮队助兴,隆重而热闹。让人奇怪的是,游行结束后,瘟疫往往也得到控制。对此,何能认为,这当然不是神像显灵之故,而是因为人们在游行过程中所燃放的鞭炮对抵制瘟疫传播有一定作用罢了。可惜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这尊铜像遭人毁坏,至今已不复存在了。
变迁:由驿道到水泥公路
翻查历史,江会路过去还曾是一条“驿道”,估计有1000年的历史了,不过,据史料记载,江会路作为公路却是于1928年才建成通车,当时名叫“冈州公路”,路面仅有4-5米宽,有旧汽车10辆载客和货运,营运时间9年多。1938年广州沦陷后,为防止日军继续向西进攻,政府曾明令把公路挖毁。
解放后的1958年,新会县政府召集沿路乡民5000多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把该路段扩建成9米宽的沙土路,路面变得宽阔,交通更加顺畅。1971年,新会县又组织500多名民兵,将会城东门口至江门交界的全长7.4公里的公路改建为水泥路面,成为新会第一条水泥公路。
1987年,针对江会路车流量大,路窄不平,造成车辆堵塞、事故频繁的状况,新会县投资4500万元,将江会公路改建成宽23米,双向四车道的一级水泥公路。工程于1987年8月动工,1989年10月建成通车。2000年,新会政府又投资1.36亿元,分两期对江会公路,路基宽60米和68米,双向六车道,并设中央绿化间隔带、绿化间隔带、辅助车道和人行道,工程至2002年12月竣工通车。2004年,设立于江会路近新会水果食品批发市场附近的江咀收费站撤掉后,市民来往更加畅通无阻了。
江会路上的“三多”
因工作的关系,记者经常奔走在会城和江门之间,对江会路不可谓不熟悉。为了进一步了解江会路,近日,记者又特意重走了一次江会路,从牛型雕塑到白沙公园,不用20分种就已走完,印象是江会路上有“三多”。
首先是车多。江会路作为连接江门与会城两大城区的交通枢纽,每日的车流量可达到数十万车次,除了普通小车、摩托车、运货车外,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每日都要经过江会路、来回穿梭于江门和会城的公共巴士。记者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家在新会,而工作地点在蓬江区,每日便是靠坐公共巴士上班的。大量的车流量使得石化公司竞相在这路段设立邮站,记者发现,仅有10公里长的江会路上,竟然有3个加油站。
其次,江会路上商家多、专业市场多。几年前,超市人人乐进驻江门时,就将卖场选在江会路一端,吸引大量居住在会城的市民前往消费,使人人乐一跃成为江门人气最旺的超级市场之一。人人乐的对手之一新一佳在东湖广场站稳脚跟后不久,很快也在江会路的另一端的江会时代城开设了新会店,与江会路另一端的人人乐遥相呼应,后来,新一佳新会店一度结业,但只是一年时间,他们再次高调进驻江会时代城,或许他们舍弃不了新会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江会路优越的交通环境,除超市外,江会路沿线还分布着两水一冻市场、水果食品批发市场、厨具市场、汽车摩托车市场,尤其是开业于1996年的水果食品批发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年水果交易量超60万吨,年水果交易额达11.5亿元,目前跻身成为全国十大果品批发市场。
此外,江会路上的另一“多”就是路边广告多。从会城牛型雕塑至新会水果食品批发市场一段,记者注意到两边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广告牌,尤其是到靠近都会加油站附近的十字架口,更竖立起一个面积多达880平方米的超大广告牌,吸引路过的万千个眼球的注目。广告牌的林立,也从侧面反映了江会路上超旺的人气。
都会村:一里三贤一女仙
都会村位于江会路的中段,村口有一座新建的入村牌坊,飞檐斗拱,古典雅致,很有中国古代建设的味道。记者才了解到,该牌坊是在今年2月1日才落成的,高达11.3米。
经过牌坊后再行一段路,迎面而来的是该村的休闲公园——聚贤园。聚贤园的广场面积很大,记者来到时正有小孩在上面追逐嬉戏,广场前有一块块刻有古诗的大理石,而其中一块则是《聚贤园碑记》,上面有对都会村的介绍。碑文说,都会村贤人辈出,有“一里三贤及女仙”之称,“三贤”是指陈白沙、黎贞、张撝3人,而女仙则是心地善良、乐于向村民传授纺织之术的黄道娘。由于这里既有“贤”,又有“仙”,因而都会村又曾名为“仙贤乡”。碑文还说,该村在清乾隆年间出现武探花黎大刚、举人黎士希,在当时都是一代名士。
对于大多数的市民来说,都会村所出的名人中,最著名的应是陈白沙无疑了,因而记者也有意识地向村民打听村中有关陈白沙的一切。一打听,有村民告诉记者,村里至今还保留着陈白沙的故居呢。在其带路之下,记者拐进到一条小巷,来到门牌号为三多里30号的民居前。该民居由青砖所砌,十分朴素,显然有些历史了,不过因其门口一直关着,不能进去看个究竟。同巷的一位阿伯告诉记者,以前屋子曾住着一位阿婆,而现在却一直空着,也不知道谁负责看管。他还说,这屋子看起来简单,但却是陈白沙的故居,村子的人都说,当年陈白沙就在这里出生的。陈白沙因在白沙乡讲学成名,所以后人多称他陈白沙,加上现在白沙乡保留白沙祠和白沙公园,后人往往以为陈白沙是白沙乡人,而知道陈白沙是都会村人倒是少之又少了。
奇榜村:勇做会城的“华西村”
要说江会路,不可不说沿路分布的村庄,这些村庄犹如珍珠一样散布在江会路的两边,让江会路显得更加厚重起来。
首先说奇榜村。奇榜村靠近新会水果食品批发市场,据了解,该村得名于明朝,因一村出了“一榜二举人”令人称奇而得名。由于某些原因,该村以前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江会路的整治成为启动奇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尤其是该村兴建了3万平方米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使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目前,这个常住人口1300多人的小村,村集体年纯收入超过6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已一跃成为会城的“华西村”。
奇榜村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后,勇于创新的奇榜人鉴于村里原有民居拥挤的情况,加上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拆掉旧村建新村!据了解,目前该村已将新村选址在村内位于江会路复线以西的凤山和飞鹅山,占地总面积约400亩,主要以两层半的别墅式建筑为主,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奇榜村旧村改造项目是我市首个整村搬迁工程,也将成为新会区旧村改造、农村文明建设的样板工程,为整治“城中村”提供了范例。
东甲村:东甲甜橙曾成贡品
走入东甲村,或许由于东甲村离会城城区较近的缘故,村内除了民房外,村内随处可见到大大小小的工厂。一位40多岁的东甲村妇女告诉记者,因为村内工厂多,外来人口也自然增多,所以东甲村的出租屋也很多,“以前村里很少人说普通话的,而现在哪怕是上了年纪的阿婆都会说流利的普通话。”记者听了,不由感叹,与其说东甲村是村,倒不如说这里已是城市的一部分了。
虽然东甲村日渐富裕,村容村貌在变,但村内原有的风俗传统却多年未曾改变,而划龙舟就是其中一项。据了解,东甲村人划龙舟历史悠久,至今不少上了年纪的会城人对东甲村的龙舟依然记忆深刻。每到端午节前后,东甲村的村民就把龙舟从河涌里挖出来,然后跟泗丫等村进行龙舟竞赛,那时附近的奇榜、都会、大滘等村的村民也跑来观看,场面十分热闹。现在,虽然会城河被铺盖成马路,但东甲村的人对划龙舟的热情依然不减,每年新年都会参加在玉湖举行的龙舟赛。
除龙舟外,东甲村还盛产新会甜橙。据史料载:新会甜橙是由野生品种嫁接而来的,汉武帝征贡时称之为“御桔”,到元代已大规模人工种植,清代被列为贡品,因新会甜橙原主产于东甲乡,故又称“东甲甜橙”。据了解,东甲甜橙分柳橙和滑身仔两类,以果实底部有圆圈为正种,皮色金黄,呈日字形,底部有圆圈,果汁丰富,味同蜂蜜,芬芳可口,据说,清朝时,每到甜橙成熟,东甲乡的百姓都要精选七大麻袋甜橙去朝贡慈禧太后。
文/图 本报记者 梁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