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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报刊之一。１９００年１月２５日（已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创刊。编辑及发行人陈少白；主要撰稿者有陆伯周、洪孝充、杨少欧、郑贯一、冯自由、陈思仲、陈春生、王军演、廖平子、卢信公、胡汉民、谢英伯、黄诗仲、谢心准、朱执信、邓兆侣、李纪堂、李煜堂等，均为兴中会的活动分子。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最早在香港创办的报纸，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后成为该会的机关报，对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日报》１９００－１９０５年，由陈少白主编；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由冯自由主持（报载发行兼印刷人冯懋龙）；１９１０－１９１２年，由谢英伯主持。报馆开始设在香港士丹利街２４号，后馆址几度变迁，１９１１年９月移于广州。１９１３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龙济光禁止出版。该报开始每日四开一张半，共六页，后增至两张八页。重要栏目有论说、评论、国内新闻、外国新闻、广东和香港新闻、要闻、来稿、来件、电报等，并设有附刊“鼓吹录”。目前，该报已很难见到，现在看到的仅１９０４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８年１月的若干部分，甚为不全，但就是这些，也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珍贵资料。
《中国日报》是革命报纸的先导，在香港创办时因为不熟悉英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没敢公开提倡革命，半年后，则开始猛烈抨击清政府，粤人纷纷抢购，其中尤其以政界人士居多，不久就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注意。
另外，在报纸的排印上，《中国日报》更是首先仿效日本报纸的横排格式。这种版式初刊时遭到了各报的议论，但陈少白仍然坚持采用，不久便被读者接受。
关于该报的宗旨，在《中国报序》（在《中国日报》创办的同时，还出了《中国旬报》，旬报是在日报的基础上汇编而成，统称《中国报》，因此旬报上发表评论等，多在日报上发表过。）中有明确的说明。它说：“报胡以中国为名也？盖报主人生长中华，心怀君国，幼从师而肄业，既熟知中国古今，壮游学于外洋，复稔识中国利病。目击中国自能商以来，交际之道中国固懵然无知也，公法之理中国亦茫然罔觉也，立和约则中国尽失自主之权，争均利则中国尽丧自有之益，疆土日以剖削，屏障亦尽叛离，遇事掣肘，积弱难振，而举凡圆颅方趾乌发白眼本为中国人者，或则趾高气扬，心迷目眩，诩诩然自称为天朝，睥睨当世，目无余子，如怡堂之燕雀而不知中国之沦胥以亡也；或则失其本真，昧劂源流，昏昏然甘居奴隶，听人驱策，受人牢笼，数典忘祖，而不知中国之当思复兴也。是以泯泯昧昧，主人见众人之皆醉而欲醒之，俾四万万众无老幼男女，心怀中时刻不忘乎中国，群策群力维持而振兴之，使茫然坠绪得以复存，挺立五洲不为万国所齿冷——因思风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震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鸡起舞奋发有为也，遂以之名其报。”
《中国日报》提出“救国保民”、“复兴中国”、维新图强的政治主张，它说：“本报之宗旨，大抵以开中国之风气，祛中国人这萎靡颓庸，增中国人兴奋之热心，破中国人之拘泥于旧习，而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莫之能御也。”（《中国报序》，１９００年１月２５日。）《中国日报》创刊之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大发展，接着又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求降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事件。《中国日报》一方面报道了义和团的活动和战斗情况，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抢夺和清政府剿杀义和团的暴行也进行了大量报道，尤其是对俄国侵略者强占天津，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强占爱晖、齐齐哈尔，陷灭海城、营口等地的惨景进行了突出报道，让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后来，清政府屈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压力，接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时，《中国日报》及其旬报连续发表《议和后之中国》、《主权论》、《论为国死与为朝廷死之不同》等评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清政府出卖中国主权的罪行。在这场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时刻，更为明显的一个转变时，《中国日报》坚持革命的立场，高度赞扬了义和团运动，并把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提并论，认为太平天国是与本国争主权，义和团运动是对外国争主权。对义和团的各种诬蔑，《中国日报》还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指出“义和团者，本为自立自主自由之绝大质点绝大机关，”他日“民智大开，义和团党争权之质点必发为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而使支那大陆终成为一民主主义大国也。”（《主权论》，《中国旬报》第３３期）
在陈少白主编《中国日报》的２０世纪初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出现和形成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１９００年、１９０３年、１９０５年、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０８年，都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是关键性的。”（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Ⅱ第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陈少白担任《中国日报》主编期间，就经历了１９００年、１９０３年、１９０５年、前三次关键时期。
１９００年，由于八国联军侵略京津地区，最后签订《辛丑条约》，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这一事件促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革命道路开，尤其是一部分早期的改良派人士，也转变立场，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顺应这一潮流，《中国日报》在强调捍卫国家主权，抵御外国侵略的同时，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指出，要想解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国溶于世界潮流，就必须冲破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冲二千年之罗网，解二千年之束缚”，以民权为宗旨，不惜流血牺牲。并用欧美等国实现民主的事实加以佐证。“昔者北美之争自立也，苏格兰之争平权也，法兰西之争民主也，皆兵连祸结，屡起屡仆，而卒成今日民权之治，泰西诸国无不倡民权者矣。”（《论民权》，《中国旬报》第１８期）而要改变政体，仅靠改良是不行的，必须付出必要的牺牲，“志士以血洗国，公然与君主为敌，朝廷指为大逆不道，而后世史策咸以义士称之。”（《论为国死与为朝廷死之不同》，《中国旬报》第３８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日报》开始积极鼓吹革命，宣传民权主义。
在《中国日报》的影响下，海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组织团体，创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最典型的就是郑贯一与冯自由创办的《开智录》。该刊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列强，郑重地向世人告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强盗主义”、“版图扩张主义”，大声疾呼中国国民要发扬“尚武之精神”，努力争取生存。同时，该刊还译载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以及盖伯司的《政治学》等名著，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郑贯一因与冯自由创办《开智录》，后被梁启超从改良派的宣传阵地《清议报》中开除出来，随后由孙中山推荐到《中国日报》，任该报笔政。后郑贯一又创办《公益报》、《广东报》，宣传革命思想。
１９０３年，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拒俄爱国运动。这时，国内相继成立了不少宣传革命的团体，出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报刊和各种小册子，从而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潮流形成了相当规模。恰在此时，又爆发了《苏报》案，清政府企图用暴力镇压革命宣传，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痛恨，革命思潮也愈加蓬勃发展。这些革命团体主要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进化论思想，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反对列强压迫，反对清朝专制统治。
在这股革命思潮中，作为兴中会机关报的《中国日报》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大量报道各地拒俄运动的情况，介绍各种新书刊，揭露沙皇俄国从庚子年间到日俄战争期间对我国东北地区烧杀淫掠的暴行，另一方面大力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政策，鼓吹反清革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日报》最早批评了康有为的保皇主义，并与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党的机关报《商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关于《中国日报》与《商报》的论战，在《说报战》一文中对辛丑以来报界的几次论战简要叙述之后，有一个总结性的概括。它说，大影响之论战，前者有《苏报》之于《中外日报》、《新闻报》，今者则《中国日报》之于《商报》。前者之战，以《苏报》突然被封闭而无发观其胜负究竟；后者之战，则胜负既较然矣。彼《商报》者，保皇党之机关报也。自以挟红顶花翎之奇货，大足以愚海外之商民，而不知海外之商业社会，其进化已过于该报一步，故一经《中国日报》之征伐，将不免于覆亡。
与此同时，《中国日报》也批评了梁启超及其《新民丛报》。１９０３年梁启超从美洲回到日本以后，改变了以前积极宣传民权思想的政治态度和言论，并在《新民丛报》第３８期上，公开宣称“共和共和，吾与汝永别矣！”的言论。此论一出，立即遭到了当时进步报刊如《大陆》、《警钟》的批驳。《中国日报》也连续发表文章进行驳斥，认为梁启超的言论与其师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并无二致，“及《新民丛报》３８号出，读之不觉失望，而尤谬者，则学说中之申议，直与乃师某先生最近之政见同一鼻孔出气。”《中国日报》还对梁启超诬蔑俄国虚无党的言论进行了反驳。
《中国日报》在反对康梁保皇党主张的同时，还尖锐地揭露了清政府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统治的种种暴行和丑闻，呼吁国人行动起来，进行革命，争取独立和自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日报》上刊载了著名革命党人赵声的《保国歌》，全文１３７句。文中描绘了中国在列强压迫和清政府残暴统治下的悲惨情景，提出“先行革命后立宪”、“野蛮政府共推倒”的革命主张。另外，《中国日报》还宣传了进化论思想，并且把进化论和民权论结合起来，批判神权论，强调“神权破坏人权出”。
１９０５年，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中国日报》即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对这一年发生的反对美国排斥、虐待华工的暴行和要求废除中美间有关华工的不合理条约的“拒约”运动、国人抵制美货等斗争情况，《中国日报》都及时作了报道和评论，支持国人的革命斗争。
１９０５年后，虽然陈少白没有再任《中国日报》的主编，但创刊时所确立的办刊宗旨，以及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出现和形成过程中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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