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点击

　　海棠、麦莎、珊瑚等台风肆虐华东、华南沿海时，一场油荒也随之登陆；而不断高企的国际油价，则更使上海、广东等地经受着“无油”的煎熬。目前，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基本已不对外供应汽、柴油，上海的一些社会加油站无油可供；而广东，则因为油运吃紧、使用量增加等原因，持续了近一周的油荒还在延续。黑龙江、山东、云南等地也陆续出现了燃油供应吃紧状况，油荒正在蔓延至全国。　　本报综合消息

当务之急是打破垄断

　　其实，世界并不缺油，在笔者看来，此次“油荒”更多地是因为国内石油市场存在天生的缺陷。

　　市场有哪些缺陷？单就定价而言，也同样存在问题。目前，国家把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和新加坡、纽约、鹿特丹三地油价挂钩，管理部门根据三地情况决定价格。这种机制本身及政府操作的方式注定其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永远都落后于市场变化本身。

　　今年以来，一方面成品油特别是柴油的市场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在高位运行。市场对涨价的预期普遍增大，而受机制影响，市场又不能及时获得价格变化的许可。结果，手中有原油垄断权的两大集团为避免损失，采取谨慎的低库存策略；一些社会经销商甚至两大集团的经销企业则开始囤积，导致市场更加短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油市动荡和油价飙升，还源于日益加剧的全球范围石油资源与石油市场的争夺和控制。在世界能源多极化格局形成，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变化的同时，其背后的期货投机常常是操纵油价涨落的黑手。随着国内油价的大幅上涨和需求旺盛的矛盾升温，在追涨杀跌、国内石油定价机制和生产能力、进出口垄断、美元贬值、投机商兴风作浪等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的同时，不容忽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全球一体化石油市场战略意识的缺失。这些现象与企业会不会买油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却反证了我们与市场经济的背离。

　　现有体制虽然保障了国家企业的效益和税收，但却较少考虑降低全社会的能源成本，降低广大消费者的用油费用，不利于化解油“慌”，无论从近期或远期来看都是得不偿失。笔者以为，我们的政府当务之急应该是抓紧时间，着眼于能源企业走向市场的宏观制度设计，拆除“篱笆”，打破垄断，以多种方式引入能源市场竞争机制。

　　国际市场不缺油，国内供需大致平衡，为什么还会出现“油荒”？市场机制问题如得不到妥善解决，“油荒”还将出现，甚至愈演愈烈，靠涨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燕赵都市报》）

应从提高生产效率入手

　　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导致石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但和世界其他国家市场一样，中国市场对石油需求的刚性约束长期存在。如果中国的整个经济能融入到世界经济循环之中，那么中国成品油供应短缺问题，也会随着国际市场上资源的流动而逐渐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沿海地区两头对外的经济增长模式，掩盖了仍然相对封闭的实质。中国还需进一步完全融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如果没有看到这些，那么可能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在石油供应上，中国经济也许不是开放过度，而是开放不够。

　　中国石油行业，其实遇到了一个两难问题：如果全面与国际接轨，那么必须承受国际市场特别是能源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如果选择相对开放的战略，那么必须善于克服内部体制运行中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因素，于是选择了一条相对开放的战略。

　　在供应环节，面向海外，企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获取相应的利益。可是在国内，相对的封闭性决定了石油垄断企业缺乏强劲的竞争对手。而石油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产生了高额的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导致石油企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内石油企业的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如果完全与国际接轨，打破国内石油供应的垄断局面，那么或许在短期内不能解决石油短缺的问题，但至少不会出现成品油降价无利可图的现象。

　　正是这种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和国内部分行业的计划经济的特殊双轨制，才导致中国的石油领域长期存在不合理的分配体制。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在一夜之间引入海内外的竞争者，而应该从提高石油行业的生产效率入手，尽量减少在国内流通领域出现的跑冒滴漏现象。

　　通俗地说，既然在国际市场这个油锅里中国分配数额有限，那么，中国的掌勺者必须保证获取相应份额后，不会因为手脚不稳而造成损失。从短期来看，除了国家直接统筹调拨，很难解决大面积的石油供应短缺问题，可是这样一来，不免有回归到计划经济的嫌疑，但是，既然我们没有把蛋糕做大，分配的时候更加合理些也是无奈之举。　　　　（《新京报》）

“能源替代战略”不容忽视

　　石油，这一日渐减少、迟早将枯竭的能源，正卡住我们的脖子，逼我们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尽管我们现在还不可能撇开“石油”二字来空谈国家的能源战略，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决不能把国家未来发展的命运都拴在石油这一棵树上：不能只关注有限的油品分配这一治标问题，而必须把目光放得更远些，考虑战略上的替代能源。

　　放眼世界，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巴西，在１９７３年世界石油危机后作出重大能源战略决策，走多元化之路，以本国资源充足的甘蔗为原料，成功开发出汽车用酒精燃料，成本仅约每桶２５美元。

　　这种绿色能源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改善了空气质量，催生了汽油、酒精双燃料汽车的自给与出口，也给巴西农业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而在瑞典的哥德堡市，则有３０００辆汽车在用垃圾产生并浓缩后的沼气作燃料，每月可节约１００万升汽油或柴油，也可因此减少１２００吨温室气体排放，由于沼气比汽油便宜，还可节省３０％的开销……我国南方的甘蔗与北方的甘薯、土豆、玉米，都可成为发酵造酒精的原料，加上劳动力因素，比欧美国家用农产品发酵制酒精成本低得多。几年前，在山西大同、辽宁鞍山、四川等地，也在进行用甲醇、沼气、天然气替代汽油、柴油作为汽车燃料的试验。

　　但是，由于缺乏大规模使用环境与配套服务等便利条件，这类试验只是少数地方的“小打小闹”，尚未产生足以影响能源战略的效应。因此，笔者以为，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国家战略面前，上上下下重新审视、部署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老”课题，不仅大有必要，也很可能由此催生新产业、新商机。 （《南国早报》）